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人们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单位人”转变成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人”“社区人”，与社区的联系不断加强。一方面，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需要社区提供多样的服务；另一方面社区需要管理的人员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重，而且注重人们平等互助的自治能力。作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社区党组织也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应对繁重的社区日常事务，而且需要面对因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社区党建的巨大变化，表现为社区党员年龄普遍偏大、分布零散，离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外来长期入驻党员和流动党员等成了主体，导致党员对社区的认同度低、教育管理难度大、党群关系疏远等。其核心反映的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丰富，社会整合的要求不断提高，社区生活中涌现的大量活动群体和社会组织都需要社区党组织予以领导，社区党建已成为整合社会基层力量的核心。也就是说，社区党建需要从传统的行政式单位管理方式向现代的协商式区域管理方式转变。

最早提出社区党建概念是在1996年。这一年上海市出台了《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把社区党建界定为以街道党委为核心，居民区党支部为基础，社区内各个单位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党建。2000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社区党组织在区域党建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开始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党建，要“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2004年，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支部（总支、党委）是党在街道、社区开展工作和保持战斗力的基础，是街道、社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文件。同年，上海市试行“区域性大党建”，开始在社区搭建党员服务中心平台，整合社区的党建资源。2005年，上海市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大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区域性大党建工作为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要求基层党组织以街道和社区为网络，以两新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为对象，形成区域性大党建机制。从2009 年起，党中央分“四个方阵”全面推进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以解决全国基层党组织“体制内”资源割裂和“体制外”资源边缘化的困境，实现基层社会的整合。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不断强化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形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格局”。

显然，建立区域性大党建的关键是拓展社区党组织的横向联系，实现社区党组织的区域全覆盖。为此，出现了南京华侨路街道推行的以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支部为核心驻社单位广泛参与的“大工委”制和“大党委制”、沈阳市大东区洮昌街道世博社区倡导的将辖区内各类驻社单位党员全部纳入管理范围的“大社区”理念、天津市河西区谊景村社区实施的社区党委—区片党支部—居民党小组三级基层党组织网络、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社区开展的楼组党建的实践，以及上海闸北区推行的居民区党总支—楼群党支部—楼组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的居民区党建“三三制”活动等。社区党建的这些创新尽管带来“条块联动”的网格化服务机制，但是也面临“过度行政化”的威胁。为增强社区的“社会性”和自治能力，2015 年广州市全力推行“党建 +”模式，加强“党建社会化”；南京市建邺区则提出“一委一居一站”模式，让社区党建引领“三社联动”。此外，还有通过“联合党建”促进社区党建与“三社联动”的结合，保障社区党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因此，社区党建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党建社会工作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社区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而且关系到社会工作如何本土化。

二、党建社会工作实践

党建社会工作既涉及加强意识形态领导的政治目标，也涉及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的专业目标，是政治与专业的双向互动，以促进国家的社会治理。党建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机构的党建化、社会工作者的党建化和社会工作服务的党建化。其中，社会工作服务的党建化是党建社会工作的核心，它不仅是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关键，让两者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而且促使社会工作机构的党建化和社会工作者的党建化拥有现实生活基础，能够保持持久的活力。党建工作之所以需要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归根结底，是为了建立合理的政社合作机制，让党建资源下沉社区，以应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区域性大党建的挑战，帮助社区党组织真正能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此，有学者强调区域性大党建给社区党建带来的党群关系疏离这一突出问题，认为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社区党组织是否能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而且直接妨碍“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实现。因此，社区党建也就需要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加强社区生活中党群之间的联系，推动群众主动参与社区的基层治理。从这一点而言，社区党建与社会工作存在内在的契合性，两者在功能上相互补充。

实际上，涉及社区党建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党建社会工作不是单向的。一方面，社会工作借助社区党建这个平台将社会工作的“小公益”项目转变成社区全体党员参与，甚至社会各界参与的“大善治”格局，让党建工作成为帮助社会工作发掘社区资源、延伸专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区党建借助社会工作品牌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打破传统单位党建的条块分割，促使多方主体参与社区的基层治理，实现党建工作的社区全覆盖。不过说到底，党建社会工作是一种政社合作机制，因此更多的学者把党建社会工作的实践与“三社联动”机制的建设放在一起讨论。例如，有学者提出党建社会工作的增能模式，通过个体、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的增能，不仅提升社区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而且增强社区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以及促进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公益的能力。这样，党建社会工作就涉及党政、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三方之间联动，目的是促进社区事务的多方参与和民主协商，真正实现区域性大党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察视角，有学者直接将党建社会工作嵌入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建中，强调通过党建社会化整合各方资源，并且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搭建党建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推动社区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

显然，所谓党建社会工作不仅仅只涉及党建工作和社会工作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它其实是“三社联动”机制的拓展，是社区党组织面临区域性大党建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发展诉求，它的目的就是让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把党建引领视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要求，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条件。社会工作与党建的结合则被作为社会工作深度嵌入社会治理格局的专业发展契机。也就是说，无论党建工作还是社会工作都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都具有客观现实基础。尽管党建工作偏向政治要求，社会工作注重专业诉求，但并不意味着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两者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都是带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反映的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政社合作机制的发展要求，即从原来“条块分割”的单位制管理转向多方联动的区域性治理。如何有效应对区域性的问题、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成为衡量这种政社合作机制是否转型成功的关键。

三、区域性与党建社会工作

从表面上看，党建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是应对区域性大党建带来的单位党建与区域性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单位党建注重单位内的纵向联系，区域性治理关注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需要社区党建工作覆盖整个社区以及加强党群之间的联系。但是实际上，仅仅做到社区党组织区域全覆盖只是管理范围的扩展，建立了社区全覆盖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如果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不发生改变，依旧采取“自上而下”的指令方式，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甚至还可能因为覆盖范围的扩展需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性指导，加剧党群关系的疏远和紧张。可见，区域性大党建的关键是改变党建工作的方式，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方式转变成“自下而上”的协商方式。党建工作方式的这种转变不仅仅只是沟通交流方式的变化，注重相互之间的平等交流，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知识观的转变。“自上而下”的指令方式依赖专家的标准化知识，假设知识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不依赖具体的环境条件，是一种抽离现实生活并且能够揭示事物本质的实证主义知识。依照这种知识观，社会只存在两类人：知识的掌握者和需要掌握知识的学习者。这样的社会自然只关注纵向的指令方式。“自下而上”的协商方式不同，它依据的是一种处境化的场景知识。尽管这种知识也是对生活规律的认识，但是它假设生活规律的呈现离不开具体的场景，并且随着场景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融入现实生活并且能够推动现实生活改变的建构主义知识，需要场景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简单而言，“自上而下”的实证主义知识是把现象作为一个单位进行观察分析并且揭示其本质的知识，而“自下而上”的建构主义知识是把现象作为一种处境尝试行动反思并且展现其改变规律的知识。这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社区党建工作的区域性大党建的要求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把社区作为一个单位进行观察分析，关注党建社会工作的区域全覆盖，注重网格化管理；一种把社区当作一种处境推动社区中不同主体进行交流，关注党建社会工作的多方参与，注重“共建共治共享”。

显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产生的区域性治理要求不仅对社区党建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而且对社会工作也提出了同样的挑战。对于社会工作而言，在专业化发展的初期，为了寻求社会的认可和专业的认同，沿用了“科学慈善”的科学实证主义观点，推行“自上而下”的实证主义知识观，推崇当时被视为科学典范的医学治疗模式，把问题的分析诊断和问题修补的解决方法寻找作为社会工作助人服务的核心。尽管社会工作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优势视角就主张放弃实证主义的问题诊断和问题修补的服务逻辑，强调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每种环境都是有资源的，要求人们从能力和资源入手开展助人服务；增能理论则直接把环境的改变放在了助人服务的首位，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服务目标，但是这种以实证主义知识观为基础的注重问题诊断和修补的治疗模式始终在社会工作领域占据着主导，一直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助人服务方式，甚至在强调多元化的当今社会，这种治疗模式仍旧在社会工作领域流行。这样，当社会工作者面临区域性大党建的发展要求开展党建社会工作时，也就必然遭遇社区党建工作所遭遇的区域性治理要求的难题，即如何带动社区中多元主体参与社区事务这种场景知识的学习。正是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区域性治理的发展要求下，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有了相互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社会工作者不理解这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把社区作为一种单位进行观察分析，就会不自觉地沿用传统的以实证主义知识观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助人方式，将社区工作与个案、小组工作并列，视社区为范围更大一些的工作单位。由此，党建工作就会与社会工作对立起来，不是忽视党建工作的科学性，就是过度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使两者失去了相互结合的客观现实基础。

实际上，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环境对个人的影响，认为人的任何改变都离不开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把“人在情境中”作为人们成长改变的基础。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主导地位的瓦解以及西方社会民权运动的兴起，人们看到了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对个人心理改变的制约作用，环境的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样，场景的考察也就成为人们心理和行为改变必须关注的内容，甚至不少学者把社会环境的改变放在了社会工作助人服务的第一位。不过，这个时候的场景是作为一个单位来理解的，当作人们观察分析的对象。从知识观角度而言，此时的社会工作仍然沿用了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助人逻辑，只是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忽视了场景中人的作用以及对环境改变产生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才从人影响环境或者环境影响人这种单向影响视角转向人与环境双向影响的视角，并把这种人与环境双向影响的建构主义知识观引入到社会工作。真正从知识观角度理解场景的作用，把场景知识作为一种知识的类型并且正式提出场景知识这一概念，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由于受到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现，场景可以作为一种处境来理解，而不是等同于与人对立的环境概念。这样，人们的成长改变就脱离不开场景，每时每刻都受到场景的影响，不仅场景的变化作用于人，人的改变同样也作用于场景，甚至能够带动场景的改变。因此，人们也就具有了在特定场景中理解环境的变化并且能够促进环境改变的能力，不再是被动的环境改变的适应者，或者可以不管环境变化的主导者。这种以建构主义知识观为基础的知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知识，需要人们融入到具体的场景中，并且在具体的场景中找到生活改变的规律。

只有在这种建构主义的场景知识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才能在开展党建社会工作的助人服务中把社区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场景来理解，发掘社区各方主体的能动性，带动人们共同参与社区的事务，培育人们的社区身份，创建一种能够促进人们“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政社合作机制，让社区的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相互促进、各司其职。

四、现代化与党建社会工作

显然，党建社会工作不能仅从字面上来解释，将其简单理解成党建领域开展的社会工作助人服务。党建社会工作的核心是把社区作为一种处境，采取区域性的场景知识的服务逻辑，针对社区中不同主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助人服务，其目的是促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这种注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有其更深层次的诉求，就是回应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的不足，因为“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依赖抽离生活场景的问题不足的分析、诊断和修补，它推崇个人的理性分析能力，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标准化理性知识根植于西方 17 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来自于对至高无上的神权的挑战。正是在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知识观的指导下，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给人们带来物质生活的丰裕和高效率的生活安排，另一方面却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人际关系的疏远以及精神生活的困扰。由此，与“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区域化场景知识受到人们的关注，它首先需要应对因无视场景化考察带来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社会管理体制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社区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社区生活是一种日常生活，使得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容易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它的安排也就无法与日常的生活环境割裂开来。因此，可以说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区域性大党建的挑战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因过度关注“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而出现的问题，表现为社区的社会管理体制过度行政化，注重“条块分割”，擅长指令性工作方式，不同主体缺乏社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与“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相关联的是对专家的信任和关注，认为只有经过专门的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才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才是有能力的人，了解事物变化的规律。至于普通百姓，则是需要接受专家指导和帮助的人，是需要学习的对象。在这样的知识观指导下，普通百姓就不再被认为是有能力的人，更不用说社区生活中那些容易遭遇困难的弱势人群，他们常常只是被当作需要帮扶救助的对象。与这种“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不同，“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实践强调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哪怕是生活中遭遇困难的受助对象，也有他们自己应对现实生活困境的能力，只是他们的这种能力目前还不足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每个人需要学习的不是标准化的理性知识，而是特定生活场景中有效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是区域性场景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观作为指导，社区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会被视为有能力的，他们借助党建社会工作的实践就能够主动走出家门，参加社区的事务，一起推动社区的发展，成为社区发展的推动者。这样，党建社会工作实践就不会仅仅聚焦于社区的人群服务上，关注社区弱势人群的问题分析、诊断和修补，而会侧重社区的发展，关注社区生活中人们自身能力的挖掘以及带动场景改变能力的提升，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社区事务的主动参与者，一起推动社区的改变。如果说“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注重的是精英式的专家管理，那么“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实践则强调平民化的多方治理。

与主张中立、去政治化（de-politicalization）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不同，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实践相信，人们的任何知识都来自于特定的生活场景实践，都是在人与周围环境相互影响的关联中产生的，是一种社会性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包含了人们如何看待周围环境、是否接纳周围他人，是一种拥有伦理内涵的知识，根本无法保持中立。一旦人们采取中立的态度在社区中开展助人服务的实践，这就意味着人们主动割断与周围他人的交流，喜欢站在生活之外观察、分析和指导生活，根本无法融入现实生活中，也无法走进他人的内心，始终与周围环境保持着距离，无法接纳周围他人，因为这种中立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代表着“冷漠”，表示自己的生活与周围他人互不相干。正是因为如此，“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实践把融入生活、接纳生活中的不足作为了解生活变化规律的前提，认为人们的自我是社会生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始终与周围他人联系在一起，人们只有融入现实生活中，才有机会了解相互之间的差异，才能够真正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看到自己的决定给生活带来的影响，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场景中的一员，有能力理解场景的变化规律并且能够推动现实生活的改变，成为现实生活改变的积极推动者。这样，参与和自决就成为获取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重要途径。党建社会工作的政社合作机制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人们能够在社区生活中通过参与和自决成为社区一份子，认同社区身份，把社区作为自己的家，共同推动社区家园的发展。

可见，党建社会工作是为了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因过度关注“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实践带来的社区生活的行政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党群关系疏远等问题而出现的一种政社合作机制，它的目的是通过居民的参与和自决发掘居民自身拥有的能力，让居民成为社区生活的主人。

五、文化自觉与党建社会工作

党建社会工作实践，归根结底，是创建一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一种被称为在地的知识。这种知识把在地的实践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强调知识是在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并且能够指导和推动在地的实践，是在地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借助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生产，在地实践才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力。这种在地知识不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人”，而是把知识生产的重心放在了在地的实践，认为任何国际化知识都是在地知识的推广，都以权力关系的运作作为背后的支撑，如果人们以国际化知识为标准，就会本末倒置，不是矮化在地知识的价值就是忽视在地知识的实践，最终导致文化的殖民和霸权。这一文化现象随着国际交流的拓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后现代多元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党建社会工作实践所推崇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也就具有了维护在地实践的价值，它要求人们转变看待知识的态度，不是把理论放在首位，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绝对指导作用，视实践为理论的木偶，而是把实践放在首位，注重从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关注理论对实践的推动作用，让理论能够深深扎根于实践场景中。显然，这种以实践为本的知识生产机制脱离不开区域性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它不再追求抽离现实生活的普遍化、一致化的标准知识，而是把场景视为知识生活的基础，强调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是为了推动在地的发展，探索在地的发展规律，具有区域性场景的特征。这样，党建社会工作实践也就需要站在知识生产的层面来考察，它是社会工作者应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管理体制转型出现的多元社会的挑战，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显然，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一方面推动了在地实践，另一方面让人们具有了在地知识的意识和警觉，是人们文化自觉的形成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在地实践过程中，人们才能了解什么样的知识能够真正带来现实生活的改变，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知识需要改造，以便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推动现实生活的改变。这样，文化自觉也就不是“专家”们的“坐而论道”，更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在地实践以及对在地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探寻，拥有了社会性和历史性。正因为如此，学会行动反思就变得非常重要，只有借助这种“一边做，一边反思”的学习方式，人们才能从自己的在地生活实践中生长出能够指导自己生活实践的知识，使自己具有了文化自觉以及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因此，党建社会工作实践所推崇的“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其实质，就是通过参与和自决，挖掘人们所具有的在地知识的生产能力，让人们不是简单地专注于怎么做，而是掌握这种“一边做，一边反思”的行动反思的学习方式，使在地实践成为知识生产的实践，推动人们真真切切地理解到在地文化的内涵，成为在地文化的实践者和捍卫者，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对在地的知识实践而言，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条件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不同的。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受 17 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的实践方式，明显带有个人主义的价值色彩。一旦中国采取这种“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的实践方式推进现代化，不仅会出现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常常出现的个人主义盛行、环境破坏以及过度行政化等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割断人们与在地的情感联结，损害人们的在地实践能力，导致家庭和社会情感联系的危机，因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与场景的联系更为紧密，家庭亲情的血缘和父老乡亲的地缘成为维系人们情感联结的重要精神支柱，而中国文化更是推崇这样的在地联结，把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这样，党建社会工作所推崇的“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实践也就具有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寻价值，它不再把西方“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的实践作为现代化的唯一发展途径，在清晰了解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基础上，更为强调在地的实践和在地知识的生产，有了传承中国文化并且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对话的空间，不再迷信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观，而是推崇深耕在地文化并且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伦理价值。因此，借助党建社会工作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社会工作者也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责任。

显然，一旦人们从在地化的角度审视党建社会工作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就会发现党建社会工作实践不仅是一种助人服务的具体实践方式，而且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方式，它让人们拥有了从在地实践中生产知识的能力以及文化自觉的意识，不再把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所推崇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的实践视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能够关注在地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在地实践的理性生产，推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六、总  结

党建社会工作是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不仅社区的管理内容和服务范围得到了迅速拓展，而且人们对社区的治理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一方面需要应对越来越多的行政性的管理任务，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另一方面又需要从传统的单位党建转变成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性大党建，促进社区多方主体的参与，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社区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区域性大党建的发展要求下，才从传统的以行政性管理为主的工作方式转向政社合作的“三社联动”机制，主动引入社会工作作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应对区域性大党建提出的社区党建区域全覆盖和多方参与社区治理的要求。因此，党建社会工作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成“党建 + 社会工作”，仅仅视为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两者之间的结合，或者当作党建领域的社会工作。实际上，党建社会工作是“三社联动”政社合作机制的拓展，目的是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多方主体共同治理社区。这种政社合作机制的实质是借助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促进社区管理方式的转变，不再以行政性的指令方式为主，而能够通过社区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打破“条块分割”的壁垒，带动居民主动参与和协商议事，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目前，党建社会工作实践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建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探讨，强调在区域性大党建的发展要求下党群关系成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而社会工作通过“助人自助”的服务能够加强党群之间的联系，促进社区的党建工作；二是党建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的探索，认为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能够帮助社会工作深挖社区的资源，拓展社会工作的服务深度和广度。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党建社会工作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作机制，它不能只偏向党建工作，或者只注重社会工作，需要结合“三社联动”机制来考察，作为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一种诉求，借此建立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显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诉求，是因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产生的区域性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这种区域性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不能简单理解成社区全覆盖，一种治理范围层面的扩展，而需要转变社区治理的方式，把社区视为一种处境，考察人们在社区这种场景中理解场景变化规律并且推动场景发生改变的理性实践能力，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以建构主义知识观为基础，完全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理性知识的实践。正因如此，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的实践使得党建社会工作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关注问题修补的社会工作实践方式，不仅注重在地的场景化实践，强调人与环境以及周围他人的联结，发掘人们自身拥有的特定生活场景中促进生活改变的能力，推动人们的主动参与和自决，而且关注在地的知识生产，主张通过“一边做，一边反思”的行动反思的学习方式提升人们对在地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和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因此，党建社会工作不能就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两者的结合开展讨论，而需要放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下出现的政社合作机制来考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理解区域性大党建提出的区域性社会治理诉求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了解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场景知识实践的内涵和价值，让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有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不仅能够各司其职，相互促进，一起推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创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而且促使
社会工作真正扎根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承担起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成为探索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社会建设》2021年第2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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