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快速人口老龄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口发展大势上的体现，是中国当下和未来不可逆转的基本人口国情，决定了风险挑战的长期性和应对任务的艰巨性。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伟大构想在实践中日臻完善，夯实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口支撑。当前，在建党百年的关键节点，树立综合性和集成化的体系意识，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适应“十四五”时期深度老龄社会形态定局的重要基础，以及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要前提。具体而言，需要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夯实经济财富储备，增强政治治理能力，培育文化价值风尚，厚植社会民生沃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始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高度集成化的战略理论。根据新时代战略理论，国家战略又称大战略或总体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战略概括，处于战略体系的最高层次。在“十四五”时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坚定实施党的十九大集中强调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一揽子战略要求。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谋划全局战略体系，把握人口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协调的发展准则，提升政策制度协调度，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和老龄社会形态，以积极的态度和切实的行动应对老龄社会问题，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

1.1  新时期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深化

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迈入深度老龄社会^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新中国成立至今，有37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人，形成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3次人口生育高峰，年均出生人口数量分别达到2077万人、2583万人和2206万人。根据人口发展惯性规律，3个出生队列的人口会在2010~2018年、2022~2035年和2041~2057年相继步入老年期，形成3次老龄化冲击波。在“十四五”时期，第一次老龄化冲击波将惯性扩大70~75岁的人口规模，60后出生人口带来的第二次老龄化冲击波也将逐渐显现，推动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深化。不同预测数据均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②将在“十四五”时期超过20%，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已成定局。具体时间节点上，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2014)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将在2024年步入深度老龄社会，届时老龄化水平为20.3%，老年人口规模为2.95亿；“十四五”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加1237.5万人，是“十三五”时期的2倍；年均增长率为4.48%，是“十三五”时期的1.7倍。联合国(2019)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将在2025年迈入深度老龄社会，届时老龄化水平达到20.6%，老年人口规模超过2.99亿。“十四五”时期老年人口年均增加1029.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77%；中国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深度老龄社会仅用时25年，演进速度比发达国家平均状态快45~50年，比发展中国家平均状态快11年。

1.2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不断演进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规律性结果，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推动社会形态由年轻型向成年型，再向老龄型演变。但中国当前的社会架构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因而引发了诸多领域的老龄社会问题，需要实施国家层面的战略积极应对。

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在综合化、体系化、高度化中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国家规划纲要。2006年，“十一五”规划部署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举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次出现于国家级文件。2011年，“十二五”规划重点强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内容。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构建以人口战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养老服务、社保体系、健康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支持、社会参与等为综合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2019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了近期到2022年、中期到2035年、远期到2050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性目标。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2012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等相关表述升华到新高度。

另一方面，要重点突破，在专业化、协同化、目标化中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落实到部门行动。2016年，全国老龄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5部门出台《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环境建设，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2017年，面对长期以来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针对农村养老服务薄弱问题，民政部、公安部等9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2018年，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7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老年人残疾人出行服务的实施意见》，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等12部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不断满足老龄社会阶段日益高涨的医养结合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出台《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规划到2022年基本建立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2  在经济战略中夯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财富储备

2.1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战略

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4条路径制约经济增长：一是缩减劳动力规模，相对减少劳动力要素投入；二是提高消费需求型人口比重，降低投资需求型人口比重，削弱资本要素投入(翟振武、郑睿臻，2016)；三是增龄劳动力队伍，降低劳动参与率，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四是引发储蓄结构和财政收支结构变化，加剧实体经济与资本经济结构失衡风险，增加金融体系不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准确把握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积极实施和灵活调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转型升级战略。

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问题，开拓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匹配的财富源泉是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的本质任务。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充分激活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价格双优势，抓住人口机会窗口，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10年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位列世界第二，跻身经济大国行列。在提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向经济强国奋进的过程中，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步加速，劳动力数量和比重下行以及成本上涨压力显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势微。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更具比较优势，国际分工体系重构风险累积。为了在激荡的国内外变局中保持持久竞争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不断优化。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老龄社会阶段优化经济配置效率、追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共同作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任务，从人口政策、土地制度、金融体制改革、创新驱动战略等角度，不断优化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供给侧要素的配置空间；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市场受限的背景下，充分盘活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的体现；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就战略优化过程而言，经济转型升级战略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摆脱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数量依赖，积极消弭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发展路径。就战略实施的具体举措而言，这种发展路径也牢牢抓住了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紧随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出现的银发消费需求，扩大相应生产供给和服务供给，不断孵化新的经济增长点。

2.2  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具有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重意义。宏观层面，就业优先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造成的负面冲击，是拉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微观层面，就业给予个体财富积累和进入社保体系的机会，关系到家庭希望、人生尊严和价值实现，是有效应对个体老化的重要手段。

就业优先战略最早见于“十二五”规划，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高度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经济新常态不断丰富就业优先战略。一方面，破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就业创业环境，全方位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职工福利，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高质量发展，重点提高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在人口红利开发中关注性别红利和长寿红利，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研究延迟退休改革方案，消弭劳动力市场性别和年龄歧视现象，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提高女性群体和低龄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找准主要战略抓手，通盘筹划，高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深入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以工匠精神引领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以“双一流”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规划到21世纪中叶实现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不断培育出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劳动大军，实现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互促式发展；在大力实施扶贫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结合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实格局，重点研究“农村先老”现象与致贫返贫风险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以产业兴旺和充分就业创业为基础，夯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财富储备。

3  在政治战略中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治理能力

3.1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稳定和健康的人口基础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根基。伴随工业化进程的较早开启，西方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低生育观念逐渐内化，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提升。19世纪中叶，法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瑞典、挪威、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迈入老龄化社会，日渐匮乏的劳动力供给和与日俱增的养老支出压力强烈冲击着原有的政治战略安排。面对国内疲软的生育意愿，吸纳移民成为扩充劳动力供给的主要路径，但由于社会阶层的高度异质性，移民多元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的矛盾不断升级，各类社会冲突事件频发，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西方民主以选举民主为核心，民粹主义政党为赢得选举而迎合比重较大的老年选民，不断推动养老公共支出再攀新高，延迟退休、增加税收、削减养老公共支出等长远计划在实质上受到广泛压制(程同顺、史猛，2019)，人口老龄化问题缺乏开源和节流的战略性应对。

中国虽然在“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口老龄化并未产生明显的政治冲击效应，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更是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立足中国实际，在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推动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促进。一则，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体现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与西方国家议会式代议制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的代议制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新型代议制，能够充分代表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规避了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下交易政治对国家大政方针根本走向的负面冲击，又充分研判老龄社会阶段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等福利议题。二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考虑了中国作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大国的基本状况，既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保障老年人政治参与的广度，又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参与特色，显现出有别于西式个人主义民主的制度优越性。三则，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为体现的直接民主，利用文明乡约等基层力量防范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和社区单元的直接冲击。

3.2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风险考验的重要保证，在人口老龄化国情和老龄社会挑战的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政治谋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综合治理老龄社会阶段的失序问题指明了方向。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遵循现代化强国战略制定了分阶段任务，即到建党一百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建国一百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在相似的时间轴上，从财富、人才、服务、科技、环境5个方面，制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规划。分阶段任务的交织重叠，表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框架。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表明在政治战略中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治理能力的决心。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环节，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在老龄社会治理视域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老龄社会形态与社会架构同步化的制胜法宝，使得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制度体系在初心和使命中逐渐深化，中央和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在事权和财权改革中更加顺畅，大政府小社会逐渐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老龄事业和产业藩篱逐渐拆解，长寿时代的政府效能全面提升。以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为例，中国有序的区域、城市和城乡治理体系，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居高国家行列中脱颖而出，尤为彰显国家制度优势。

4  在文化战略中培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价值风尚

4.1  弘扬传统孝亲敬老文化

孝亲敬老文化起源于代际传递在经验传播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始社会时期，彼时社会变迁缓慢，父辈是子辈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绝对权威来源，其在农业文明时期达到鼎盛，源自国家发展过程中血亲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高度集结。孝亲敬老文化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但却因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国家体制建构的需要而得到极致推崇，甚至伴随佛教的华化而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振萍，2014)。在西方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开启得较早，孝亲敬老文化最先受到现代化冲击，伴随作业空间由土地转向工厂，由在地转向流动，文化支撑下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向社会保障层面外化。在中国，起步较晚的工业化相对推迟了现代化思潮的颠覆步伐，但孝亲敬老文化依然遭遇过强烈冲击，例如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个人主义震荡、“文化大革命”引发的传统文化断层等。改革开放以来，孝亲敬老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改革建设事业中得以修复和传承。在中国特色家庭代际反馈模式的营造下，相比于西方的子女责任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家庭赡养与扶养作出了全面而细致的规定，突出了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律文化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弘扬工作，通过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重视家庭建设和良好家风培育，充分发掘孝亲敬老文化在实现家庭和睦、代际和顺以及社会和谐中的价值意义;不断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强化家庭养老经济功能，外化家庭养老服务功能，构建现代化语境下的家庭养老模式。当前，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老龄社会不断向纵深发展，传承孝亲敬老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4.2  发展新时代全龄友好文化

伴随工业化冲击和现代化塑造，中国社会正由前喻文化转向后喻文化(党俊武，2004)。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一度“谈老色变”。传统惯习支撑的养老文化含有被动思维，主要表现为对行为主体的形象框定，认为老年期是人生的最后阶段，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在健康维护需求之外，仅有含饴弄孙的精神需求，而忽视了在漫长的老年期，老年人依然有着后中年期的情感、职业、社交等常规需求。被动式养老文化将养老变为“限”老，易引发退休综合征等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愈演愈烈，亟待对被动式养老文化进行现代化重构，将主要面向年轻群体的友好文化同时面向老年群体不断扩展，着力发展代际和谐的新时代全龄友好文化。

发展新时代全龄友好文化，当务之急在于摆脱消极思维，积极看待老龄社会、老年人和老年生活。一方面，积极看待老龄社会，老龄社会是人口老龄化动力堆积所凝聚的社会形态，在快速变迁的时代，老龄型社会形态与成年型社会架构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认清并把握机遇，可以有效化解社会形态与社会架构的非同步性矛盾;另一方面，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期是自然规律作用下生命个体的必经阶段，既要充分肯定老年人在中青年时期创造的价值，也要积极开发老年期的潜在价值。201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观念转变指明基本路径。

发展新时代全龄友好文化，重点任务在于增强全生命周期人群的生命全程意识。老龄社会问题在老龄社会阶段集中爆发，使得文化视角更多地囿于老年群体。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阻挡的人口发展大势，人人都会变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每个公民的基本社会责任。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从个体角度提出积极老龄化，强调“健康”“保障”和“参与”原则。经过多年探索，中国立足国情实际，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作出与时俱进的文化诠释：转变“健康”理念，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大健康理念和预防为主方针，不仅关注当前的老年群体，也“从娃娃抓起”，关注未来的老年群体；拓展“保障”内涵，打破年龄刻板印象，从健康保障向精神文化保障扩展；重构“参与”价值，超越传统的市场评判标准，以“银龄计划”为基础在全龄活动中发挥老年群体潜在价值。

5  在社会战略中厚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沃土

5.1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加深，快速增加的退休人员抬升养老金支付比重和规模，高龄老年人的医疗卫生和照护需求高涨，不断累积社会保障体系风险。与此同时，现代化与老龄化交织并行，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成员工作流动化和居住分散化加剧，严重削弱家庭养老服务能力，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更为脆弱。遵循人口规律，立足国情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得以构筑和健全。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国家、单位和个人养老责任共担，中国初步建立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构成的三支柱模式，促进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公共养老金制度已相对成熟，经过2014年养老金并轨后，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共同构成，较好地维护了公平性和普惠性，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5.4亿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接近4.6亿人，合计参保率超过90%，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另一方面，职业养老金制度和个人养老金制度起步较晚，《“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强调“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以及“推进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为推进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不断完善、有力扩充资金储备指明方向。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步伐几乎与老龄社会的到来相伴随，大体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立成型。1999年，启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2003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2007年，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中国逐渐实现基本医保全民覆盖，织就世界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第二阶段，合并统筹。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开展地方试点；2018年，国务院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整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以及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职责，为统筹推进老龄社会阶段的“三医联动”改革注入机制活力。截至2020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医疗保险制度正在从最大走向最佳。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国在“未备先老”时进入老龄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相对延缓，但发展速度较快。2016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选取青岛等15个城市开展试点，初步勾勒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本轮廓；2020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和财政部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将试点城市增至49个。随着试点范围不断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渠道、评估标准、服务供给体系逐渐完善，中国正在从“未备先老”走向“边备边老”。

5.2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管理体系

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第一，高度重视居家养老的基础性地位。2012年，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自1996年通过的“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的内容，修订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第二，充分认知机构养老的现实需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针从“十二五”规划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演变为“十三五”规划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是结合中国养老传统和遵循现实国情提出的新定位。第三，积极贯彻医养结合和康养结合的创新理念。2017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针扩充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针进一步拓展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切实回应人民群众老年期对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的期待。

在健康中国建设中优化健康管理体系。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等浪潮交织并行，不断重塑生活方式，使得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由传染病为主转向慢性病为主。在中国，高达75%的老年人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是全生命周期健康行为综合塑造的结果，维护好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状况，是提前防范老年健康问题的关键。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角度，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健康产业等多维度，提出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把以预防为主的人民健康管理体系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2019年，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在重大专项行动中落实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和任务，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随着健康中国从设想到规划、从战略到行动，面向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国特色健康管理体系基本确立，厚植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沃土。

6  在生态战略中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文明建设

6.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把握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人口老龄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口发展大势上的体现，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带来新变化，在生态战略中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也随之调整。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从“晚、稀、少”的弹性政策快速过渡到规定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刚性政策，经历了“三个多了”“两个不少”“独生子女”“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自治”的多元政策紧缩时期，以及“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政策适度宽松时期。紧缩型的计划生育政策持续了近40年，将多数劳动年龄人口从生育和养育行为中解放出来，不断拓宽人口机会窗口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活下，成功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有效满足众多人口的资源和环境需求。

2000年，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关于劳动力不足的讨论拉开帷幕，政府层面开始向宽松型方向微调计划生育政策，北京、天津等地区率先实行“双独二孩”政策，2011年扩大到全国范围。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持续双降，关于劳动力不足的讨论愈发激烈，政府层面开始继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在老龄社会阶段，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升级引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需求依然迫切。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计生协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出重要指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十九大以来，“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以及“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人口均衡发展理念得到高度重视，引导生态文明实践不断深入。

6.2  加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

加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是生态文明理念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领域的具体运用，关键在于对人民群众老年期生活的软环境和硬环境进行适老化建构。具体而言，软环境适老化涉及思想观念、法律政策、社会服务等层面。思想观念是前提，包括社会认知观念和城市规划观念；法律政策是保障，包括国家顶层设计以及部门和地方法规细则;社会服务是核心，包括社会参与、生活照料、健康保健、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安宁疗护等。硬环境适老化以科技赋能和智慧养老为驱动，主要涉及住宅、社区和社会场所的基础设施。在老龄社会阶段，老年人住房自有化率较高，偏好于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这要求新建住房时具有预见性，对安全扶手、防滑防绊设施、安全报警系统、电梯等做好配套或预留;老旧小区改造时增添普惠性的适老化设施；社区为老服务平台融入智慧性，配套符合适老化标准的养老驿站、老年活动中心、老年服务中心等机构设施；结合城市规划，做好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以及公共汽车、地铁等交通设施的适老化建造和改造(原新、金牛，2020)。

在生态文明战略中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系统工程。201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将老年宜居环境体系建设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六大体系之一，从老年活动场所和便利化设施、无障碍设施等硬环境层面，以及涉老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体系和实施监督制度、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等软环境层面实施。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增加“宜居环境”内容，强调“国家采取措施，推进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将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上升到法律高度。2017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营造安全绿色便利生活环境”的目标，强调“推动老年人共建共享绿色社区、传统村落、美丽宜居村庄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方向，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同时强调“支持养老服务产业与健康、养生、旅游、文化、健身、休闲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养老服务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为各地在发展康养产业中整合生态资源和加强保护力度提供多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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