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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并以此作为其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环节。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恢复和发展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建国伊始采取了同苏联结盟的战略决策。
这一政策的制定，完全是从建国初期国内外形势的大局出发，而暂时放下了中苏历史上的一些过节和恩怨。因为从1932年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一直同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二战期间，苏联支持国民党抗战，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两线作战。在雅尔塔会议前后，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比如1945年8月14日，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战结束后，苏联仍然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以美苏为主的战后雅尔塔体系，维护苏联的自身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苏联方面认为统一中国的将是蒋介石。当时斯大林在接见美国特使霍普金斯时称，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能有蒋介石好，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他还建议共产党应该解散自己的军队，参加蒋介石的政府。由于苏联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冷漠态度，使美国放手大胆地支持蒋介石反共。面对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斯大林感到忧虑和不安，并对此做过自我批评。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有关新中国成立的事宜。斯大林表示过去自己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对此深表内疚。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新中国的成立一方面表示热烈欢迎，并于1949年10月3日正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苏联对新中国又心存疑虑。因为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不予听从，斯大林就怀疑中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接受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走亲英美的路线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与苏联结盟的政策，逐渐打消了苏联方面的疑虑。
当时中国的考虑是，中苏在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是一致的，都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争取世界和平；战后美国反对中国，苏联愿意帮助和支持新中国；新中国经济建设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需要外援，这个外援只有苏联能提供；中苏有7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也需要与苏联结盟。另外苏联革命成功比中国早，苏联在各方面的经验比中国丰富，这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所以当时中国称苏联为老大哥。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直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才回到国内，历时两个月零20天，这是外交史上所罕见的。毛泽东访问苏联的主要意图是：贯彻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70大寿）；学习苏联的经验；寻求苏联经济上的援助。
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之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就以钦佩的眼光端详了一会儿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毛泽东55岁，斯大林70岁）。毛泽东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就立刻抢着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会谈中，毛泽东提出缔结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开始表示犹豫，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不愿意放弃过去与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既得利益。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也来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此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两国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保证共同采取措施，包括其中一方受到进攻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军事和其它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巩固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将不迟于1952年底，把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属于苏方的一切权利及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在同一期限内，苏军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由中方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大连的行政权完全属于中方，苏联租用或管辖的大连一切财产移交中方。后来考虑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等新情况，1952年9月，双方协商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苏军全部撤走。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从1950年—1954年，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3亿美元，年利率1%。这笔贷款作为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国在1963年底前，以世界市场价格的原料、茶叶、现金、美元等分期还清这笔贷款及利息。
在条约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撤离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日军军官的高级家具等），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在两国货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方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太低。这些情况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而且这种错误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
中苏结盟在战后初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这一行动，新中国得以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取得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利条件。
之后，苏联将其在中国旅顺、大连的军事基地及设施移交给中国。苏联给中国贷款3亿美元。首批援助建设中国50个大型企业。帮助新中国政府恢复发展经济。这些合作一方面体现了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在具体谈判中，也表现出其大国主义的倾向。
四、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晚年，一直住在莫斯科西北30公里的孔策沃别墅。生活圈子相当狭小。莫洛托夫曾是他得力的助手，但1948年由于他妻子被诬告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者间谍活动”被斯大林下令逮捕，莫洛托夫因“态度不明朗”被斯大林冷落，并撤销了外交部长职务。常来孔策沃别墅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弗洛希洛夫、赫鲁晓夫等几人。
斯大林经常利用晚餐的时候把这几个人召集来，一边进餐，一边商议国家大事。党的十九大后，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曾两次提出辞职。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报道，但十九大后，他实际已不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了。
晚年斯大林虽然得了高血压，但仍是健康的，仍能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但是1953年3月1日，警卫人员发现斯大林因脑溢血躺在地上，经抢救无效，于3月5日去世。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世界人物，他的功过是非历来备受争议，其说法也多有不同。斯大林在历史舞台上上演过有声有色的一幕，和俄国历史上所有杰出人物相比，斯大林做的事情最多，犯下的错误也最严重，他的功与过都是很突出的。
功绩来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有功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十月革命后，他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艰苦奋斗；列宁去世后，领导苏联人民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军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取得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结束后，领导苏联人民重建家园，取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成就，奠定了苏联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发表了许多马列主义的重要理论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等。
他的过错也是很突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强调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强调计划经济、忽视商品生产，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忽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横，搞个人崇拜，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肃反运动中，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造成肃反扩大化，使几百万人无辜被害；在卫国战争初期，对德军突然袭击缺乏足够警惕和准备，造成了苏军初期军事上的严重失利；在二战后，所谓的学术批判中，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影响了文化科学的进步（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在处理与兄弟党，与其他国家关系上，存在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民主利己主义错误。
关于斯大林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法律不健全为他的错误提供了土壤；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搞建设没有经验可借鉴；他本人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弱点和错误。缺乏列宁式的宽容，有权力欲、猜疑，工作方法上粗暴，思想方法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