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政初期的决策—四月全会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于1985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会议确定了召开苏共27大的日期和议事日程；同时指出 “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况”，“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全会提出了“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社会主义革新的方针”。

四月全会的意义在于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此揭开序幕。全会后，为给改革全面铺开做准备，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

‍1.调整干部，整顿纪律。戈尔巴乔夫强调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根据这一原则调整干部队伍，到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前，更换了部长会议六名第一副主席，40多名党政中央部长，大约50名共和国及州委的第一书记。同时启用一些年轻有为的干部，并做好干部的教育工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少数违法乱纪、懈怠渎职的干部严加惩处，有的公诸报端。1985年5月，还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通过整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

2.经济改革初步启动。戈尔巴乔夫强调经济改革不能小修小补，而是要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要求的经济体制‍

二、改革方针的确立—苏共二十七大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召开了苏共二十七大。这是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也是苏共二十大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

‍1.确定了苏联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理论

戈尔巴乔夫对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论”作了修正，提出当前任务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而不再提“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并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为深化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2.确定“加速战略”为今后改革总的指导方针

大会审议和确定了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简称“加速战略”，并把它作为未来15年内指导苏联各项工作的总的战略方针。规定到本世纪末的15年内，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增加1倍，劳动生产年增长1.3—1.5倍，同时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

3.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第一，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第二，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道路；第三，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第四，加强国家对经济宏观领导；第五，部门经济管理与地区经济管理相结合；第六，建立经济结合体，使生产组织现代化；第七，建立现代化经济管理机构；第八，推行农业体制改革，在生产队、生产组和家庭一级推广承包和合同制。二十七大提出的经济改革构想较之以前有突破，比如提出的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统一的。这在苏联经济改革中是一种新的动向。

4.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强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同步。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政治的民主和公开性；中央要放权；管理机构要精简；基层干部要选举；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要改变。

5.完成领导权力的更替

二十七大选举戈尔巴乔夫为党中央总书记，选出新的中央委员307人，候补委员170人。其中中央委员更新了41%，候补委员更新了68%，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更新了61.5%。在此前后，从中央到各加盟共和国，再到军队的高级干部，也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苏共二十七大标志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经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

6.提出了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举起了“改革”与“新思维”两面旗帜，他的改革是在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他的新思维是为改革而提出来的新思维，两者关系密切，所以称其为“改革新思维”。但新思维概念最初主要指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而言，后来逐渐将其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苏联各项国内问题的研究上。

新思维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戈尔巴乔夫先后发表的文章和著作：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完全销毁核武器的声明》，首先提出“新思维”的概念；1987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系统阐述了新思维的思想；1989年，《真理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思维与革命性改革》，重点阐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1990年，戈尔巴乔夫发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阐述苏联将以何种面貌迈进21世纪，将取决于苏联改革的成就。

“新思维”的核心点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的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新思维”的内容包括三个概念：第一，核武器改变了时代的概念。主要是阐述人类生存问题和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核时代没有胜利者。因此，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威胁、核毁灭面前，安全应当是普遍的、平等的，它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必须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普遍的裁减军备。由核威胁又派生出一个全球性问题，认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越来越需要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应该跨越把彼此分隔开来的障碍，以求得共同的普遍的利益。第二，关于资本主义仍具有发展潜力的概念。戈尔巴乔夫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吸收科技革命的成果并形成适合的社会经济结构来保证其生命力。他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应该长期共存，这种共存将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使资本主义能够具有更大的潜力，也能适应时代的挑战。第三，关于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运多样化的概念。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进程。其中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所以新思维在考虑世界社会主义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应首先排除现代两大体系的对抗性。

“新思维”思想最引人注目的是，表明苏联已经开始对人、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关注和研究，这些内容在过去历来是禁区。但自从苏共27大以后，苏联理论界联篇累牍，大谈人、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戈尔巴乔夫在27大报告中也指出：“人的生命、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最大的价值，如果某一领域的进步伴随着人的损失，那么造成这种损失的制度就应受到怀疑。因此，不管有多少困难和矛盾，为了生活、为了人，都要保存人类的文明。据此，苏联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并在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专门的关于人的问题研究的科学综合委员会。‍

苏共27大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它从理论和政策原则上体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关于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构想，对苏联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思维

全书由上下两篇共七章组成。第一篇题为《改革》)第二篇题为《新思维与世界》。正文之前有个《致读者》作序言，最后有简短的《结束语》。

《致读者》说明作者撰写此书的意图。戈在书的一开头就说；“我写这木书，是想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同苏联人民、美国人民和任何国家人民直接对话。”作者认为，此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而是对改革，对苏联面临的问题、变革的规模、现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进行评述和思索。这是一部谈苏联的打算和准备如何实观这些打算的书。戈认为，如果此书能有助于增进国际信任的话，那么，它就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该书七章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 《改革：起源，实质，革命性质》。

阐述了在苏联改革这一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它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意义，将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以及对外部世界产生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第二章： 《改革开始初步结论》。总结苏联两年半以来的改革。分析正处于开始阶段的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难，阐述不断用新的观点和思想充实已有的改革理论与计划的必要性。论述了各个领域改革的主要方向以及各社会阶层与改革的关系。

第三章； 《我们怎样看待世界》。分析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特点和国际关系基础的变化，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核心以及国际潜力，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第四章： 《苏联的改革与社会主义世界》。主要分析苏联的改革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存在的消极面，阐述今后新的关系的基础，在经济关系方面如何加强协作等问题。

第五章： 《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分析第三世界当前的状况，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它们的政策，地区冲突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

第六章：《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较集中地阐述苏联的欧洲政策，特别提出了全欧政策的要点和欧洲的有利条件。还对欧洲地区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两个德国，欧洲与裁军、全欧合作等问题作了分析。

第七章：《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分析了美国与苏美关系，阐述为什么和什么人需要军备竞赛，提出要使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问题。论述了安全问题这一概念的含义，并论证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的构想。另外，用了不少篇幅，就核裁军特别是裁减中程导弹问题叙述了苏美首脑会晤的经过以及存在的问题。

作者最后在《结束语》中指出，为了达到书中提出的目标，需要用实际工作和行动来补写这本未写完也不可能写完的书。当前在国际关系中学会新的政治思维是时代的要求。改革不只是苏联需要，而充满核武装的世界必须改革，这个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存在着贫穷，落后和疾病的世界必须改革，今天必须保证自己生存下去的人类需要改革。

该书涉及的问题很多，下面仅就作者分析的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作一简介。

一、根本改革旧体制的紧迫性作者用全书一半的篇幅来阐述当前苏联改革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内容是，反复论证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紧迫性。

作者指出，改革的构想问题是逐渐成熟的，在1985年四月全会前，苏联就有一个由党和国务活动家组成的小组对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首先提出了振兴经济的问题，认为对旧体制进行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需要彻底改革。等待也不行，因为时间本来已经错过许多了。戈在书中明确指出，不抱偏见的诚实态度使我们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一结论是在1985年四月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依据。作者还列举社会经济处于危机前夕的种种具体表现：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作者指出，在分析国内局势时，首先碰到的是经济停滞不前。最近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而到80年代初，已下降到使苏联几乎临近经济停顿的程度。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发展科技、生产与开发现代化技术设备和工艺等方面，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粗放发展使苏联进入死胡同．作者较详尽地分析了“总产量”指标给苏联经济带来的危害。追求“总产量”的做法，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许多经营管理人员的典型思想是：不是关心增加国家财富，而是关心在某个产品中消耗更多的材料、劳动和工时，而且卖得贵点。结果是“总产量”有了，而商品不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用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等消耗就多出很多。作者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把苏联惯坏了，使苏联腐化了。由于长期用“总产量”指标来评价企业和企业领导人，从而在市场上形成了消费者由生产者摆布，恩赐给他们什么就用什么的局面，戈在分析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时指出；教条主义助长了苏联经济的消耗性质。这种消耗性质形成了强大的惰性力量，并一直保持到80年代中期。这就是采用声名狼藉的“总产量方法”的根子。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是； “粗放发展的惰性就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滞下来。”浪费严重。戈在书中指出，在苏联形成了以下的荒谬局面；苏联的钢、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规模巨大，早巳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的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作饲料，按千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在医疗服务中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

社会生活和其他方面的危机。 作者强调，在苏联，危机现象不只是表现在经济领域，还严重地反映在社会领域。苏联人民对讲坛上讲的东西，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开始不那么相信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酗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流行。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各种奖状，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直正关心。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障碍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作者在谈及必须改革旧体制时，还分析了“障碍机制”的问题。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障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障碍机制”。这一机制的政治方面表现为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者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当前苏联积累的新问题既迫切又严重，这就要求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对这一改革不能、也没有枧利耽误，哪怕是耽误一天。戈还指出，为了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作为个人崇拜时期特点之一的垄断理论的后果，而必须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

二、根本改革旧体制应遵循的原则针对国内外有关根本改革是否意味着背离社会主义的种种议论，作者在书中阐述了改革的原则。

戈说，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的。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 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戈还进一步阐明了这方面的含义。

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活力和创造，多一些组织性、法制和秩序，多一些经营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多一些管理工作的效率，人民生活得更好和更有保障，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公开性和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人的尊严和自尊；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爱国主义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多一些公民对全国事务及其对国际事务的良好影响的关切； 换句话说，就是要多一些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内容，就是要多一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前提所包含的内容。

作者认为，70—80年代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某种危机，相反，主要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背离甚至歪曲这些原则造成的，是由于一成不变地沿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头几个阶段出现的社会管理方法和方式造成的。

戈还指出，希望多一些社会主义，因此也希望多一些民主。停滞时期形成了反常的局面，社会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利用这种巨大的文化潜力和创造能 力，原因就在于发扬民主受到人为的阻挠。人的因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的主要潜力，而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的途径则是民主化．在作业队一级、车间一级，企业一级采用诸如选举领导人和劳动集体委员会这样的形式，已经合法化。从承包集体和家庭牧场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人是多么渴望成为主人。他们不单纯是想多挣点钱。

与发展民主相关，在分析一长制与劳动集体的相互关系时，作者提出的看法是：应以新的态度看待一长制与劳动集体参加解决生产任务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作业队、车 间，工厂，联合企业一级，没有劳动者通过有关机构参与管理是不行的。此外，集体应当有叔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而领导人就能以集体的名义得以实行一长制的权利，以统一的意志团结全体人员。选举经济工作领导人是生产部门的直接民主。

作者还专门分析了民主与公开性以及法制的关系。戈认为：社会气氛的民主化和沿着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加快前进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发展了公开性。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另外l还应从民主化出发，来看待法制问题。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制。同时，不依靠法制，民主也不可能存在与发展。因为法制的使命是使社会不受滥用职权的影响，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他们的团休和集体的叔利与自由。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允许做。

作者对民主问题结论性的意见是：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从苏联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应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依靠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拟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

三、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戈认为，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来解决了。现在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必资采取新的政治思维，扦力求把它变成实际行动。

作者列举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这指的是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情况危急，地球上的传统资源原来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可怕的新老疾病、如何在广大地区消除饥饿和贫困等。这些问题日益尖锐，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命运具有迫切意义，苏联一家是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

当代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 互相需要。从宏观上讲，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使用它的资源，互相交换这些资源。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应当保护它们，保护自然环境，这就迫切需要有效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和机制，这种秩序和机制能够保证合理利用世界资源这一人类的财富。

在核时代人类不再是永生的了。过去的可怕战争，虽然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人类的繁衍没有成问题。而现在，一旦爆发核战争，—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的了。在军备竞赛中取胜，就象在核战争中取胜一样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就象在吐I坡上的一队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他们或是一起向上攀登，登上顶峰，或是一起摔下深渊。因此，大家面临着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制定新的政治思维，因为今天的条件与三四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

戈提出的新思维包含的主要内容有：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是，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乎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 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巳过时。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在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曾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的公式已经过时了。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是裁军的道路； 新的政治思维承认一个公理是，安全是不能分割的。安全只能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或者都没有。它唯一的坚实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 个国家的利益。不能靠牺牲别国的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安全，新的政治思维规定的军事理论的性质是，它应该是绝对防御性的。这与这样一些新的或比较新的观念有关；军备的足够合理程度，非进攻性防御．消除各种武器力量的不平等和不对称，在两国集团之间使进攻性军队集团脱离接触等，根本改变战争与革命关系的看法。 现在必须用新方式考察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过去往往把战争看作是革命的雷管。长期来一直有一个预测：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场战争必将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从而彻底结束资木主义制度，同时。也标志着普遍和平的到来。但是， 在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核战争结局只能是全部毁灭的情况下，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了。社会前进的前景已同防止核战争的前景“结合起来”。

作者还指出：新思维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智力游戏。这是对当代世界的现实深刻思考的结果，是认识到对政策的负责态度要求政策要有科学根据的结果，也是摈弃以前某些看来不可动摇的公式的结果，可以说，新思维不是轻易得出来的，是在痛苦的思考中产生的。

1.(英)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陈向荣：《戈尔巴乔夫传—克里姆林宫政坛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2. (俄)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社会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3.（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述弢 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年版。

4（苏）米·谢·戈尔巴乔夫， 岑鼎山译：《 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5.王正泉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6.田永祥等编译：《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93年版。

7.《苏联东欧改革新浪潮》，测绘出版社，1987年版。

8.《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刘洪潮等主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0.麦德维杰夫：《戈尔巴乔夫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1.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