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素材范围，都不可能在他的作品里包含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文学表现生活是多层次、多角度的。鲁迅先生以解剖“国民性”出发，涉足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以说涉猎得十分广泛，但是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主要还是以深刻剖析中国旧时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民族心理为主，从而针对国民的劣根性，“意思是在揭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矛盾先生小说人物形象的画廊，则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而构成的。与之相比，老舍先生小说的素材范围则要窄一些，但就他笔下的人物而言，大多局限于小市民和“小人物”，特别是北京一带的下层市，而恰恰是对这些小市民和“小人物”的刻画和描写，使他的作品形成了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物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小说风格——“京味儿”小说。

老舍先生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研究他的小说，不研究北平（北京旧称）就很难对他的小说有一个深刻全面的理解。

北平是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它这种传统文化积淀在人们身上的反映和延续，尤其是对人们心理素质上的侵染和社会风俗和人情的影响是深刻的。认真研究北平社会的各个方面，研究北平市民的心理素质、文化素质，以及社会、民族文化的续承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我认为，老舍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来进行文学创作的。

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现代文学大家，他们从一开始就注重对民族性的剖析，积极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担。老舍先生和鲁迅先生一样，“是一位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履行这一职责并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面向现实，对社会抱有批评的态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活的文学看一切问题……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付的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论创作）。老舍先生的创作是为了“领略生命、解释生命”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更不是“无病呻吟”的，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研究老舍先生创作的契机和出发点。

一个要“领略生命、解释生命”的人，如果不“了解生命”，那么，对于生命的“领略”和“解释”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文学家的。一个文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而且要有丰厚的生活基础。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正是在具有这样的基本条件下进行的。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79年2月3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今小杨家胡同）。24岁以前，老舍一直生活在北平，置身于“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种种行业他都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他熟悉北平，熟悉北平市民底层生活。他说过：“我敢放胆地描写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能摸上一条活泼的鱼来”。正是这段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散发着“京味儿”的创作素材，基础打好了，老舍先生也就叩开了文学圣殿的大门。

二

我们常称老舍先生为“幽默大师”，幽默是他在小说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读他的小说常常令人禁俊不止，字里行间无不隐含着幽默和诙谐。他的幽默风格也是独特的，这不仅仅区别于当年和他并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的“闲适”式的幽默，也不同于鲁迅先生冷峻的嘲讽式的幽默和马克·吐温的漫画式幽默。他的幽默，则是中国传统幽默汲取了外国幽默的产物。

我国的幽默文学源远流长，以《诗经》中诸如《硕鼠》、《伐檀》、《鸡鸣》的幽默、诙谐到稗官野火以及近代小说，都含有传统的幽默成分。老舍先生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尤其是受民间曲艺的影响，使他禀赋中的“一点小小的幽默天才”得到发挥。而正当他准备从事文学创作时，恰逢他在英国学习，受狄更斯等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汲取了西方幽默的营养，进而形成了一种近似于道白、解说式的，用温和的口吻去叙述含泪的事件的幽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幽默，一种苦笑，不知是笑好哇还是哭好。”从而道出了其幽默的本质——含泪的笑。他的幽默，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民族自身弱点善意的规劝。

虽然老舍先生早期的幽默小说也流于油滑，但应该说那是他在最初掌握幽默这种文学形式的一种不成熟，但他后来的幽默随着得心应手的运用而更加严肃、更加含蓄。

“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柳家大院》）。似乎很平常的一句开头语却包含了无尽的辛酸和幽默。下层市民居住的凄凉的柳家大院是没有什么热闹的，“热闹”得竟出了人命，谁能说这不是含泪的幽默呢？

三

老舍先生的幽默之所以与别人不同，不仅在于那是一种“含泪的笑”和合他运用北平方言有密切的关系。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老舍先生使用使用了俗、白的北平方言，准确地刻画了市民的形象，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语言风格。他使用的语言是经过精心提炼加工的，朴实地道的北平话。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开口就带着一口浓厚的“京味儿”。如果欣赏了下面一段，便会有所体会：

“孩子们可真太淘气，多么乖呀！大的几岁了？可别叫他自个儿出去，街上车马多的是，汽车可霸道莽撞哪，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大哪？多给他们穿上点儿，刚入冬天气贼热呢，忽冷忽热，多穿点儿保险！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你们做。戴上镜子粗针大叶的我还能缝上几针呢，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儿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儿，明儿见。”——《离婚》

这番话可以说是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不用告诉你也能猜得到是一个地道的北平老太太说的。读完，我们会出发自内心的微笑，作者的幽默就潜伏在这逼真、生动、通俗的方言中。可以说，没有北平方言就没有老舍式的幽默，至少是另一种面目。

老舍小说中方言的特点就是准确、朴实、流畅。一位外国的老舍专家使用老舍小说中的方言能和老北京人娓娓交谈，其语言的准确、朴实就可想而知了。

老舍先生并不是照搬北平方言，他始终热心于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文学语言，并把这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生活中吸取语言，提炼语言。他说：“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就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的注到根上”。不模仿别人的书面语言，直接来源传流于北平市井巷口的口语，是他对中国语言发展的贡献。他从欧洲文学中吸取了诸如倒装之类的句法，也曾使用文言来弥补白话的不足，但最终是走向了用韵文写成的通俗文学，学习锻字炼句，来增强语言的内在节奏感，以融会贯通，渗透统一于来自北平口语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他也为此自豪地说：“这个做法给我不少的欣喜，是我领略到一点创作的乐趣。看，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语言哪！”其实，他是真正地找到了语言的源泉。因此，当有人说他的文学作品太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鄙俗”，他说：“我一点也不以为耻”。

四

老舍“京味儿”小说还表现在人物和环境的描写上。在他的小说里人物繁多，洋车夫、老妈子、妓女、警察、车厂老板、教书先生、无赖流氓、编译侦探、练杂耍的、摆小摊的等等等等，各色各样的人物都被他描写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老舍先生自幼生活在下层市民中，和赵树理一样，是个“多面手”。他能拉会唱，懂得许多民间曲艺，和许多“下层人”是朋友。他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处境，有些事情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因此，他笔下的“小人物”才是真实的、可信的，他才能把这些人物写出来，写活了。

另外，老舍先生在作品中还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他不是刻意地把他的人物设置在一个特定的生存环境里，如《阿Q正传》中的末庄，把整个社会浓缩成一个小村庄，而是截取一块真实的社会环境，把生活在这块环境里的人物如实地写出来——这块环境就是北平。虽然有时把环境截取得更小，如《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但也是管中窥豹般地展现出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他作品中的环境都是真实的，而且大都是有籍可查的。据舒乙统计，在老舍先生留下的12部完整的和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有五部半是以地理为背景的，这些地理背景大都经得起实地核对和验证。由于这些原因，老舍先生的作品才更令人感到亲切、真实，地方特色十分浓厚。

老舍先生小说的“京味儿”还表现在他的作品不是通过描写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或借助于能撞出火花的尖锐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描写北平市民中的日常琐事，家长里短。他善于选取大量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琐事做生动的描写，从而表现出生活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社会意义。一部长达30多万字的《四世同堂》也不过描写了日寇入侵后，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和矛盾纠葛，描写的是“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小事情”，却细致地展现出一幅善良的北平人民在侵略者的屠刀下生活备受屈辱，悲愤的图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骆驼祥子》虽然人物众多，但也是只围绕着车夫祥子买车、丢车，攒钱再买车的过程，把买车作为基本情节。正是通过这些生活中的日常小事，才显示出老舍这位小说家的文字功底和作品的独特风格。

综上所述，我们从几个方面探讨了老舍小说的“京味儿”的渊源和特色。实际上，老舍先生小说的“京味儿”远远不止这几个方面，而我们的探讨也不局限于陈述老舍小说中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通过分析老舍小说的“京味儿”，可以很明白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只要扎根于民间，和民众接触，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从中学习语言和表现手法，我们的作品才能有生存的价值，也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就是我们的榜样。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一个作家，只有高尚的文学创作动机才会创作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这不仅仅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而是创作观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来说，老舍先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来源：张海青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d7e5d0100i0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