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下人的“希腊小庙”

——谈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理想

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出生和早年经历，在小说中创造出一个原始纯洁的湘西世界，这些作品描写了湘西的“地方色彩”，“民俗风情”。在这方偏僻古老的土地上，生活很单纯、人性很质朴，作品中处处透着对自然和人性的赞颂。之后他离开军队来到北京闯荡，在都市生活中饱经挫折，根据他对环境的切身体会又创作了一系列讽刺小说，揭露都市中普遍的压抑的病态人格。随着对人性思考的逐步深入，沈从文对那个原本纯洁的湘西世界也开始表现出深深忧虑、反省和批判。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取材广泛、风格多样，但大致还是可以分为歌颂人性之美与批判人性之丑这两种不同的题材。不论是哪种题材或风格，他的小说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表达人性之真善美，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追求符合人性的人生形式，也就是他心目中代表人性理想的“希腊小庙”。本文从五个方面来阐述沈从文作品中对这种人性理想的追求。

一、人性之美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眼中已经成为“湘西”的代名词。在作者描绘的一个诗情画意的田园世界里，底蕴是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摆渡老人、女孩翠翠与傩送、天保、顺顺、杨马兵等人均有着善良心地、淳朴人性，人格没有任何的扭曲。书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也甚为和谐，老人买肉，屠夫挑最肥得给他，客人渡河扔一把钱出去，照例要退回去的，人生沧桑、生活磨难并不曾磨灭他们的淳朴。所有的人物都善良、本分，遵守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物身上的这些优点，结合湘西特有的自然风光，成为沈从文赞美人性的最优美的一道风景。

沈从文善于在小说中塑造一系列豆蔻年华的少女形象，这些少女无疑成为了作者笔下的表现人性理想的载体。《边城》中翠翠、《三三》中的单纯的三三，《萧萧》中小童养媳萧萧，她们在湘西的山清水秀中，受着自然的养育，远离尘嚣，在他们身上没有都市文明的污染，可以说是人类天性的代表，他们与整个湘西自然风景一道构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

沈从文也热衷描写湘西苗族青年的爱情生活。他的《龙朱》中主人公少年龙朱是一位白耳族的王子，是“阿波罗”、美男子中的美男子，有天生的美貌和高尚的美德，因为出众的俊美得到了美丽的姑娘。在这个神化寓言故事中，投入了作者对原始的、健康的美的崇拜，相比之下普通凡人的灵魂则相形见拙。作者不禁喊出：“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决不是好人！”。什么是真实的爱情表白，就是“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强而有力爱情表白甚至成为了了检验人性是否健康的标准。可以说原始、健康、简单的爱情模式成为作家人性理想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

《媚金•豹子•与那羊》虽然是一出青年男女殉情的悲剧，但媚金和豹子对于爱的忠贞和热情，一切都是真正的返朴归真，一切都听命于人的天性和人的热情。青年男女的爱情作为优美“人性”的集中表现，在沈从文笔下体现得如诗如画。

和谐静谧的田园风光，优美自然的人情人性，读者正是从沈从文笔下的宁静、优美、充满牧歌情调的乡村生活画面中慢慢进入到作家潜心营造出一个人性完美的世界中去。

二、人性之丑

沈从文怀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追求与向往，从闭塞落后的湘西来到北京，但他面对的却是另一个丑恶、压抑的现实。在经历了人生种种曲折之后，在目睹了各式各样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之后，沈从文创作出和湘西纯美风格完全不同的讽刺类型的小说，从而实现他对都市人丑陋人性的批判。

《八骏图》是这类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描绘了一幅知识分子的群像，教授们受着欲望和道德的双重禁锢，都有着病态的、畸形的人格。作者认为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即便是正常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作品中的达士先生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结果，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压抑自己，而是顺应自己的人性。沈从文将人性的压抑看成是生命力萎缩的标志——“阉宦似的人格”。

 而在《绅士的太太》的开头便说：“我是给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小说描述了北京城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景：家庭战争、吵闹和解、暧昧行为、乱伦偷情，到最后揭穿虚假。绅士家庭表面上讲究礼教、客套，骨子里却是道德沦丧，每日都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之中，作者嘲讽了整个绅士阶层。

面对都市生活的病态，这个来自“乡下”的作家自己也常常感叹自己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值得称道的高尚的性格，如热情、勇敢、诚实也几乎消失殆尽。

虽然都市文明人的病态人格是作家主要批判的对象，但是“乡下”这个沈从文大多数时候是用来歌颂的地方也并非没有丑恶和阴暗。如诗如画的《边城》里面的人物固然是人性美的代表，但实际上湘西世界也有残忍、肮脏、堕落。虽然和都市作品相比，他的乡村题材的作品批判的角度、批判的内容不同，但是也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现实当然有不美的一面。作者曾这样描述湘西人和他们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这在他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反映，如《丈夫》中人物麻木的灵魂，《萧萧》中人物的蒙昧，他们从来都不曾发觉自我生存处境的可悲，只知道一味将这种可悲的状态循环轮回下去，从不知该如何支配自己的命运。

三、美与丑的对照，过去与现在的对照，理想与现实的对照

在沈从文乡村题材和都市题材这两种风格对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如下的几种对照：

1．美与丑的对照

在沈从文所有作品中，对湘西自然、原始生活状态的描写，主要是赞颂人性之美，而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则多出于讽刺与嘲弄，以揭露都市生活的虚伪、冷漠、自私的人性之丑。乡村世界和城市文明的冲突中作者很坚定地站在乡村这一边。

作者歌颂一个优美自然，充满美好人情的世界，一方面是表达作者对这种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的推崇与赞赏，一方面也是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批判。

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深感都市文明的丑恶，很多作品用漫画的手法进行批判，都市世界的丑恶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遂用理想化的笔调来讴歌。一边是乡村朴素的劳动者，质朴、完美、纯洁，一边是都市萎缩的“文明人”，压抑、虚伪、堕落。两种人生形式，两种生命状态在两极参照中加剧了对立性。小说《三三》隐含了这组对立参照，作品描写了一座碾坊和乡下人的生活，而与碾坊相对的是大寨，大寨里面住着个白脸少爷和白衣白帽的女人。作者就从女孩三三的视角来表现和品评着他眼里的都市人，“乡下人”生活得健康单纯，“城里人”则病态、孱弱，小说里的乡村和都市成为对比鲜明的两极。

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代表作家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从农村到城市，外表看已成为城里人了，……可试提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体现出来了，……这件事显然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到《八骏图》来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抺布阶级的爱情，一个乡下人之所以成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沈从文正是通过乡村与都市的对照，宣扬着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他并非一味地单纯地批判，他以自己的生活阅历感受为基础深刻剖析都市生活，一边又站在民族发展的立场上寄希望于“乡村风格”的人性特色来改善颓废的都市文明。

2．过去与现在的对照

所谓过去与现在的对照，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往往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

在《边城》中作者刻意塑造了茶峒这一远离尘世、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所有的人都过着一种健康的，朴实优美，自然和谐的充满人性的生活。但这样一个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却在外来“文明”的侵入之下，慢慢发生着质变。《长河•题记》这样描写了家乡的变化：“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几乎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的人生观。”青年人失去了长辈的品德，日益浅薄和只知享乐和趋附时髦，对待爱情的方式突然从过去的精神的爱高于一切变成现在的物质与身体的恋爱，世态人情在边城的反衬下暴露出其堕落，畸形和人性的扭曲。

当看到家乡的种种变化，理想的田园生活正在成为过去时，他感到了失望和惆怅。《边城》所叙写的故事在当时的湘西也已成了“过去”，因为二十年来在“时代大力”的压挤下，湘西农村社会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遗，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沈从文对他们的生存方式感到了失望，但他们只是自得其乐，而且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时表现出来的是浑然不觉和麻木无知。

沈从文曾说要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以成为过去了，但还是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梦里。作者正是通过对往日的美好回忆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过去的美好传统更接近他的理想，所以他表示要把当地人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作表现的样式来加以剖析。可见沈从文在对乡下人那种人性美的淳朴天性的深情赞美时，也对现代文明入侵之下的湘西人民历史命运的进行深入思索。 

3．理想与现实的对照

关于沈从文作品中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不妨从他作品中关于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来解读。爱情理想可以说是他的人性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沈从文赞扬湘西人的人性美，常常把那种不用门当户对，“不以牛羊金银来衡量”的爱情理想写在了笔下，例如《媚金•豹子•和那羊》。沈从文把这种爱情模式当作是一种理想的样式。作者既然是一个思想上比较自由的人，对于一切的事物他都想自由地做或想，对爱情也不例外。理想的爱，就应当是自由的恋爱，不受任何物质因素或者封建传统道德的影响。

但是他所向往并主张的原始爱情方式，不要说在都市里无法存在，就算是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都慢慢把这种既有的好的习惯给丢失了。好的习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女人也慢慢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上来了，爱情的地位被其他物质战胜而成为无用的东西了。他为这种原始爱情方式的消失痛心，所以在《媚金•豹子•和那羊》最后，他写道：“恐怕媚金同豹子，也见不得这些假装的热情与虚伪的恋爱……”而城里的爱情总依托在“钱”、“貌”、“门阀”和“假装的一切”，那更不是作家能所够接受的。

作家理想当中的爱情男女主角应当像豹子与媚金一样，纯朴地爱，而且有勇气能为爱和尊严而死。如今，他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时，他终于不得从旧日湘西的梦境中退出，面对这个正在经历着现代变革，经受着新的历史巨变的现实中的湘西世界。”这些原始民风民俗、原始的爱情模式永远成为梦和理想。寄托了他人性理想的美好爱情模式逐渐不复存在，那么美好的东西只能存在作品里，存在于作者的理想之中了。

四、追求人性理想与改造现实之间的关系

沈从文是一位具有独特思维模式的作家，在乡村和都市题材的空间里，他通过人性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了人生，构建了一个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表现人性的创作模式。由于沈从文是从美学追求角度而不是政治的角度出发，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被认为与时代主流脱节，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理解甚至攻击。很多评论认为作家的诸多作品，特别是《边城》，只是在那里空谈人性，抹杀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作家除了蜷缩于自己构造的一个世外桃源里独自陶醉外，不曾关心外部的世界。

但事实恰恰相反。从上述的分析对照可以看到，作家创作了如此之多的热情歌颂原始的乡村生活的作品，并不是试图粉饰太平或者逃避现实，对于乡村生活的理想化描写、对于都市文明侵袭下传统美德沦落的感慨，正是映衬出了现实的黑暗，另外作者也有相当多都市题材、乡村题材的作品来表现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也不乏激烈的抨击，这些都证明了作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他在《边城•题记》中就明确表示愿把他的这本注定要落伍的书奉献给那些“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这表明他的人性理想并非脱离实际，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同的是，他的批判方式不同于现实主义作品，他是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去塑造理想化的完美人性。

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理想所要表达的重点是对“民族精神”的“改造”。湘西人的生活是沈从文大部分作品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一方面力图表现乡村社会人性的朴实，同时也一针见血的指出其中固有的迷信、愚昧。而都市的生活，文明世界的种种现象，又使他不得不失望，因为在他眼中生命俨然如一个个空壳，他的视线又再次转向乡村，试图让城市中人知道应该有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宣扬湘西世界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用他的作品来弘扬人性，感化民众，认为这是给病态社会开出的药方。他用优美的文辞表达了追求美好人性的愿望，这在《边城》里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展示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怀、信任的融洽关系。有人认为在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里，奢谈人性似乎不太实际，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此时的沈从文不是从个人好恶和感受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批判，把文学创作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沈从文就是这样在文学家的位置上默默实践着他“重造民族品德”、“重建民族精神”的理想。

当然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沈从文所提出的改造方式能否真正实现民族精神的改造，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作家的构想常常不免带有某些梦想或幻想的成分，但是这种梦想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他不像其他作家在创作上过于强调政治功利，他一贯强调写作不是为政治服务，而是追求艺术之美。相比作品的改造性，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他的作品所特有的启发性，它使人认识到应该去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相信一切由庸俗市侩的人生观，都可以去摧毁重建。弄明白我们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局面，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努力，各人能够尽些什么力，应当如何尽力。

民族精神的改造，不仅仅是苗族的、湘西的问题，也是汉族的、中国的。如果庸俗势利在这个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流行，腐蚀人的良心，把许多人市侩化，整日只是糊口混日子，毫无高尚的情感，更缺少追求道德原则的勇气时候，这个民族还有何前途和希望呢？每位读者除了在欣赏作家营造的湘西美景之后，是否更应该学着象作者那样“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去。”因为不论哪个时代，人性的改造以及探索理想的人生形式，这个大的主题永远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五、用文学来追求人性理想 

沈从文是一个对于现实有敏锐感觉和洞察力的小说家，正因为他的作品切入的角度在“人性”，探讨和发掘“不悖乎人性的”自由的生存方式的价值和意义，才使得他的小说超越了一个时代，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和更高的价值，它无疑向每个读者提出了问题：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生方式才是值得追求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对于人性的追问其实是放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作者本人在作品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以清淡自然的笔调抒写自然界的美，把诗的意境移植进小说，用质朴的语言编织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世界，讲述人性善恶和人世悲欢，歌唱生命和人性。小说里面描写的乡村那种宁静、甜美、和谐的生活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与他在创作上的个性和美学追求有密切联系。凌宇对沈从文作品中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是这样评价的：“做为一种浪漫传奇，这些作品的美学特征既不表现为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不表现为人物间现实关系的深刻性。而在于从作品情境里透视出来的人生情绪的理想性。……作者之意，不在告诉人们，现实中的爱就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合理的爱，应当是这个样子，它可能存在于人类早已逝去的时代，人们也有权按照生命自由的理想去想象未来。”人性是他所有作品中始终蕴涵的主题。他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是他从故乡的山水美景中得到的，也是他经历了无数个痛苦的时刻后不断的反思才得以明确的，是他的人生经验的的沉淀。并不是纯粹幻想的，而同样有现实人生作为基石，特别是作家本人的人生经验及其个性气质，透过他的作品，让人体会到的是沉甸甸的“人性”。

健康的人性，觉醒的人性，自然的人性，完美的人性，野蛮的人性，肮脏的人性，他都写了。沈从文说自己是在一个黑暗糊涂的时代去觉察社会的污浊和人的愚心，他认为要改变污浊和愚心，途径在于文学，要用文学这面镜子照亮人心。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力图通过一种真善美的艺术品格来“根治人的愚心”，达到美化人性的理想。可见沈从文的创作根基是为了“净化人心，美化人性”。只要是人性之种种不健全情绪，都要加以净化，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人性美这一主题对反思人性的丑陋残酷、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完全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速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透视人性、表现人性，照亮人性、培育人性和完善人性反映了沈从文的对人性的关怀，同时代人中他走在了前列，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是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正是基于对人性和优美“人生样式”的深入探索，可以说他的作品是具有世界性的。他的“人性”主题可以启发所有人的思考，这也是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和伟大，就在于能够于政治、宗教之外具有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所以沈从文“委托文字”来为自己造了座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块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