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梦”从中国近代的屈辱与抗争中走来

　　（一）“中国梦”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

　　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这证明了一个铁律：落后就会挨打，生存必须自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更不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无动于衷。在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入侵下随之而兴的，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唤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提出。

　　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沉睡中的狮子，认为：“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的确，在唤醒中华民族萌发出中国梦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奋斗。

　　（二）中国人的第一个寻梦历程：从改良到革命

　　我们的先辈们曾经学习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惨痛的失败。然而，也正是从失败的切肤之痛中，龚自珍提出了“自改革”的思想。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还委托魏源于1844年编成《海国图志》，详尽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语言、军事等情况。魏源在书中还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而，这部书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却在1854年被日本翻刻后，“争相购读”，对推动日本明治维新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的先辈们也曾经寄希望于封建君主的“维新新政”，以实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梦想，换来的却是封建统治者的无情镇压。当时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曾经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依据，抨击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最先提出“人的解放”口号；又曾以儒家的“三世说”3的根据，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并由此演绎出一套大同社会的社会空想体系。他们还提出一整套变法维新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4，即希望效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相近的国家的成功道路，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为此，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作为根据，提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5，“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6。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

　　即使是这些十分温和的设想和举措，在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下也是不能容忍的，戊戌变法的结局只能是失败。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7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提供给人们的机遇往往不容错过。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也就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前台。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8此后，无论清王朝提出新政改革，还是预备立宪，都不能挽回其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起点。孙中山说过：“文，爱国若命。”爱国主义，是贯穿辛亥革命的一条主线。孙中山在1894年11月《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先生不但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树立起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进行革命的里程碑。他在创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方案时，已经在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他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时，注意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社会革命的关系，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提出“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9。又例如，他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基础上，提出创设“五权分立”，即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督察权，自诩为“破天荒的政体”，认为“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10还例如，他从中国“民智未开”的国情出发，提出民主共和要循序渐进的原则，并提出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的设想。

　　当然，这些民主共和国方案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彻底完成以前，在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民国初年，不仅国家陷入军阀纷争，而且出现政党林立的混乱局面。据后人研究统计，民国初年的政治性党派有312个，仅北京和上海就分别有82个和80个。11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闷与彷徨之后，最终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选择。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

　　回顾这段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