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王莽的经济改革，是以掉脑袋落幕的。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王莽效法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8]

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让金融秩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史载，“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9]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早在西汉时期，土地就成了财富的主要承载形式，具有“类货币”的性质，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在执行层面上，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滞的重要原因。王莽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

因此，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中央又没有增加收入，可谓疲劳天下，一无所得。改革进行到第十四个年头，已经无法寸进，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人砍下了脑袋。

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很可惜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一直被“篡汉者”的形象所遮掩，而从未被认真地讨论过。胡适、柏杨为他翻案，也都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其善良或者说天真的改革动机，却没有回答失败的原因。

如果我们将王莽变法与之前的汉武帝变法相对比，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技术性差异——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权。武帝启动改革之时，“七国之乱”已然平息，削藩取得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可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取汉而代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

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任何集权式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权益。汉武帝变法建立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厚实基础之上，长期的休养生息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而且财富藏于民间商人之家，易于剥夺。王莽则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西汉末期财经疲弱，天灾不断，而且，庞大财富握于官商一体的世族集团之手，搜刮的难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的关系上，刘彻是一代雄主，心狠无情，手段霹雳，他在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宠，过之则弃，绝无拖沓。而他与桑弘羊的合作关系长达四十余年，如同一对政治伙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换将帅，没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