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1 导论
    • 1.1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上)
    • 1.2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下)
  • 2 经济学十大原理
    • 2.1 人们面临权衡取舍(上)
    • 2.2 人们面临权衡取舍(下)
    • 2.3 机会成本与边际量
    • 2.4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上)
    • 2.5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下)
    • 2.6 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 2.7 市场经济的好处
    • 2.8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 2.9 整体经济如何运行
    • 2.10 习题分析
  • 3 市场
    • 3.1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 3.2 经济学分析方法
    • 3.3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 3.4 比较静态分析
    • 3.5 税收对均衡的影响
    • 3.6 资源的其他配置方法
    • 3.7 帕累托效率
    • 3.8 长期均衡
  • 4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 4.1 作为政策顾问的经济学家
    • 4.2 反向因果关系和缺失变量
  • 5 市场运行:需求与供给
    • 5.1 市场
    • 5.2 市场需求
    • 5.3 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
    • 5.4 市场供给
    • 5.5 市场均衡及其变化(上)
    • 5.6 市场均衡及其变化(下)
  • 6 弹性与政策分析
    • 6.1 需求的价格弹性
    • 6.2 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
    • 6.3 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
    • 6.4 供给价格弹性
    • 6.5 习题分析
    • 6.6 弹性与政策分析
    • 6.7 弹性与税收转嫁
    • 6.8 弹性与消费品征税
  • 7 剩余与市场效率
    • 7.1 消费者剩余(上)
    • 7.2 消费者剩余(下)
    • 7.3 生产者剩余
    • 7.4 剩余与效率
    • 7.5 税收的代价(上)
    • 7.6 税收的代价(下)
  • 8 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 8.1 外部性与市场失灵(上)
    • 8.2 外部性与市场失灵(下)
    • 8.3 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 8.4 外部性的私人解决
    • 8.5 科斯定理
    • 8.6 物品的分类
    • 8.7 公共物品
    • 8.8 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分析难题
    • 8.9 公共资源
  • 9 竞争性市场
    • 9.1 成本曲线(上)
    • 9.2 成本曲线(下)
    • 9.3 竞争性市场
    • 9.4 竞争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上)
    • 9.5 竞争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下)
  • 10 垄断
    • 10.1 垄断的概念
    • 10.2 垄断的成因
    • 10.3 垄断厂商的定价(上)
    • 10.4 垄断厂商的定价(下)
    • 10.5 价格歧视与捆绑销售
    • 10.6 垄断的公共政策
  • 11 不完全竞争
    • 11.1 寡头与垄断竞争的概念
    • 11.2 寡头厂商间的竞争
    • 11.3 寡头厂商限制竞争的行为(上)
    • 11.4 寡头厂商限制竞争的行为(下)
    • 11.5 垄断竞争
    • 11.6 产品差异的区位模型
  • 12 阅读
    • 12.1 阅读
  • 13 问卷调查
    • 13.1 问卷调查
市场需求
  • 1 视频
  • 2 章节测验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16]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1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