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在北洋政府时期，民间企业家空前活跃并控制了重要的产业领域，国史之上，与之堪对应的，仅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在产业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最重要的事件是金融业的民营化。

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的自由化程度是关键性指标。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南方起义，北洋政府为扩大军备，大肆印发巨额钞票，导致纸币贬值，财政部为应付危机，宣布将两大发币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合并，期间两行停止兑付。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公开违抗停兑令，这就是经济史上非常著名的“中行事件”。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与副总统冯国璋关系密切的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中国银行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总裁、副总裁从选举产生的董事中选拔，同时扩大招募商股，经过三次扩募，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的中央银行竟然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受中行模式影响，交通银行也由官办变民营。

中国银行的股东们还把总部迁到了上海，当时的经济界有一个共识，即希望学习美国，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南北分立，以免互扰。上海的12个银行家还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些银行家大多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此时年龄不到40岁，而且全数受过现代金融教育，多数毕业于欧美或日本的名校。在他们的斡旋下，各地公会联合组成了全国银行总会，它成为一个可以与北京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有一例可见他们的独立性和影响力:1920年秋，中央政府决定发行政府债券，上海银行公会以旧债券清偿不力为理由，拒绝认购所有债券。中央政府只好派代表与银行家们谈判，最后同意建立统一的国债基金会，将关税余额作为偿债基金，再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作为第三方进行管理。中央权威一地鸡毛，可见一斑。

除了金融业，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

当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中，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大产业。1910年之后的十年间，日本商人一度控制了这两大产业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等人相继组建了由中国商人参股的面粉交易所和纱布交易所，所有会员齐聚一堂，宣誓与日商决裂，由此夺回了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权。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为中国第一家正规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

在空前自由的市场环境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当时全球商业界都堪称一流的企业家，如棉纺和面粉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纺织业的张謇和穆藕初，航运业的卢作孚，银行业的张公权和陈光甫，化工业的范旭东，火柴业的刘鸿生，水泥业的周学熙，百货业的郭乐和马应彪，出版业的张元济，等等。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实业投资热，是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洋务运动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放在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因而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此次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赢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布局。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类似。

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根据国内学者的计算，工业增长率在1912年到1920年间达到13.4%，1921年到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年到1926年为8.7%。[1]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指出，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在近百年的现代经济史上，这样的高速增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