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根据布罗代尔的“世界时间”概念，我们可以说，在12世纪之前，“世界时间”的钟摆是在东方，在中国的——在洛阳，在长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摆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后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最后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变法”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造成“世界时间”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经济和文化制度。

欧洲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就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9世纪爆发黑死病和大饥荒，其文明水平和经济能力与东方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汴梁、临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时，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不过到了11世纪，欧洲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权利，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在比萨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这里，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到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发生在王安石年代的这两个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解读“王安石变法”，当有新的体味。

【注释】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4页。

[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3]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

[4]语出《朱子语类・论兵》。

[5]《宋会要・职官》:“普……广营邸店以规利，太祖知其事，每优容之。”

[6]《任将》:“太祖之置将也……富之以财……”

[7]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稻乡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

[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9]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6页。

[10]《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11]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王安石在当鄞县知县时予以试验，取得奇效，实施变法时便将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12]《宋史・食货志》:“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13]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14]《晁氏客语》:“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

[15]《宋史・蔡京传》:“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

[1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