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的试验

中央集权羸弱，意味着地方自治空间的加大。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三种自治的试验:

一是军阀自治。如张作霖父子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号称“模范省”。其特点是:产业务求完备，自成一体；注重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邻为壑，家国不分。这都是诸侯经济的典型表现。如统治山西三十余年的阎锡山曾创作《努力实现歌》:“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区不职校，无路不整修，无房不改造，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爱人，无人不公道。”宛如桃花源或社会主义的理想图卷。他在山西境内修铁路，刻意不采用1.435米的标准轨道，而修1米窄轨，其意就是“闭门成市”。

二是商人自治。民国初年，各地的咨议局以及商人总会拥有财力和武装力量，声势强大。1923年3月，汉口总商会向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发出了一份《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提出仿效中世纪欧洲的汉萨同盟，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1924年，直系、皖系军阀交战，上海的行政体系全数瘫痪，时任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发动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平定混乱局面，他大胆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要求建立上海非军事区，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一时成为上海最高行政首脑。在以后的三年里，总商会成了上海的实际管理机构。企业家阶层的参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应，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所谓“好人”，就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即以从事农工商业及劳动者执政，而除去现在贵族军阀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

三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此举以南通张謇为最杰出的实践者，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张謇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话剧剧场和图书馆，南通成为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新兴城市之一，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1922年，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造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无锡的工厂里搞一个“劳工自治区”。后世以他们为榜样的，有重庆北碚的卢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陈嘉庚等。

从1894年张謇下海从商到1924年虞洽卿“会办”上海，这30年是中国商人阶层的光荣时期，他们逐渐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并在民间拥有强大且正面的影响力——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全国“最景仰之人物”，70岁的张謇得票数最高。两千年以来，商人阶层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此前从未达到过如此的高度，之后也望尘莫及。

然而，由军阀、商人及自由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这些自治试验，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因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道:“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棱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