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与商鞅是同时代人。当商鞅在秦国大行变法之时，孟子正在东方各国游说，而商鞅被处死后，孟子还在齐国和梁国之间奔波，他很可能耳闻了商鞅的整个变法过程。比较两人的治国及经济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异。

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给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也就是说，他坚持恢复井田制，并拥护贵族世袭体制。孟子特别向往那种各守其职、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与滕文公的交谈中，他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税敛”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九分抽一的农业税。很显然，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以及废除世袭、实施军爵的政策与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相对于商鞅的严苛管制和强调中央集权，孟子则强调仁义治国，“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言。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对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统在西汉之后被尊为国家学说。

相对比，商鞅在后世的名声却非常之差，可以用“狼藉”来形容。在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宋代王安石推行变法，反对派、当世文豪苏轼上书宋神宗，以商鞅为前车之鉴，认为“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这都是典型的儒家视角。

然而，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10]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11]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台，是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

其时，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强国御敌成为了时代的唯一主题，儒家的抱残守缺以及怀柔学说不再适用，因此年轻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而商鞅的强国之道焕发出让人难以抵抗的魅力，于是，举国争说法家，国家干预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梁启超所言及的，图国家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个人的幸福则次之。倘若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其时的大政治家及知识分子，无论改良派或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梁、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12]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3]

“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注释】

[1]《商君书・靳令》:“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2]《汉书・食货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3]《商君书・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

[4]《商君书・垦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5]《商君书・赏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6]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33页。

[7]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9页。

[8]语出《论语・颜渊》。

[9]语出《墨子・尚贤中》。

[10]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7页。

[12]在民国学者中，胡适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据余英时的考据，胡适从1926年到1941年，一直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参见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