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变法的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之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然而，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是世族经济。

中国社会形态演进：贵族形态→世族形态→士绅形态

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世族庄园的四周则建有自卫的“坞堡”，拥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的“佳话”，世族门阀不可一世。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这本身就是一起外戚夺权事件，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王家曾五人同日封侯。在猎取了政权后，王莽试图一举改变世族失控的现状，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