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洋务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变革主题由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领域推进。

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拟请立宪奏稿》，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一场意在仿效日本的立宪运动拉开帷幕。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行至半途之际，政治改革的需求呼之即出。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试图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与革命开始一场惊险的较量。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精英。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体制外文人及商人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如侯宜杰所言，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8]

在民间热情被彻底调动起来的环境中，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和制度准备的中央政府处在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朝廷一再拖延召开国会的时间，甚至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立宪社团。民间失望情绪浓烈。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在两日内相继去世，朝野失去谈判的“最大公约数”。之后执政的“皇族内阁”全面排挤汉人大臣，武力弹压各地的立宪请愿活动。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群体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铁路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1家为官办，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购买了铁路股票。国有化政策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为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这是继1884年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国进民退”事件。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其中以湖南和四川最为激烈，长沙群众举行万人集会，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四川总督枪杀数百请愿群众，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