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前后七十年，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场繁荣的出现，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

之所以放权让利，并非统治者慈悲大发，而确实是无权可用，无利可图。

汉帝国初建时，天下已纷乱数百年，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于是，“放水养鱼”势在必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汉朝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1]

在放活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2]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日渐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3]

文帝、景帝俱崇尚道家，其政策的核心便也是无为而治。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得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

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八位，前四个都是冶铁业者，其余则分别从事流通业、粮食业、种殖业和金融业。在国史上，支柱性产业被民间完全控制，仅汉初和民国初年两个时期。这些商人成为“豪强大家”，《史记・平准书》中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司马迁还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比，这就是素封。”[4]

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气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第三，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格，在许多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因此，到了景帝后期，居于中央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便提出“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权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贾谊在策论中担忧贫富不均、土地兼并，因商妇的服饰居然比皇后还要华贵而愤愤不平，在《治安策》中，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则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与贾谊同岁、职位更高的御史大夫（副丞相）晁错尤为激进，他上呈《削藩策》，主张削夺犯有过错的诸侯王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一些诸侯王的郡地，从而引发了由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

发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这场叛乱，最生动地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初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难以均衡，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从此，如何均衡两者，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