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尝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9]洋务运动在实务层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重构了中国的产业格局，打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化基础，洋务派修建了铁路，架设了全国性的电报网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和船舶制造工厂，创办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勘探及开发全国矿产，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制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是，洋务运动的先天性缺陷使它无法让中国真正地告别过去，我试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它的四条缺陷。

其一，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与之前乃至以后的经济大变革相比，洋务运动最特别之处是，它并非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由一些在地方任职的汉族官员自发地、缺乏组织性地各自展开，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世凯、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从来没有真正执掌过朝政，而慈禧及满族大臣则首鼠两端，一味以“维稳”为第一要义。因此，洋务派无法从体制设计的高度来完成制度性的顶层设计，变革的随机性很强，常常因人而异，非常容易变型或被打断。

其二，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

这三大元素是历代经济变革的核心命题，成败得失俱因之于此。可惜的是，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白银体系风雨飘摇，土地改革无从谈起，所有的变革只密集地发生在工业经济的领域里，我们可以视之为“增量改革”，而增量对存量没有形成根本性的替代效应，因此，变革虽然轰轰烈烈，却无法造成社会机制的转变，李鸿章晚年自嘲为风雨飘摇中的“裱糊匠”，确是实情。

其三，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

从四大利益集团的获益分配来看，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对于亿万基层民众来说，经济改革如久旱闻雷声，雷声颇隆，却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对改革的支持热情。尤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改革中得到经济利益，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朝廷的收入仍然依赖于农业税、盐税和关税，在最高执政集团看来，他们既要承担改革的成本风险、制度风险，又要承担道德风险，却看不到政权因此巩固的迹象，甚至到后期，改革诉求已俨然危及政权本身。所以自始至终，朝廷一直对改革抱持敌意和戒心，成为最被动的一个集团。相对的，那些启动或参与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的获利阶层，盛宣怀、李鸿章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时，成了权贵贪腐的典型。

其四，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

任何经济变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投射性体现，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认定“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到1894年，张之洞仍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十余年思想几无进步。因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等到民间喧嚣于立宪之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预备，一味拖延弹压，导致温和改革的“时间窗口”猛然关闭。

【注释】

[1]李鸿章:《妥议铁路宜折》，1880年。

[2]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3]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4]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5]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臧新远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6]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4页。

[7]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674页。

[8]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