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与北洋政府相比，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是有主义、有信仰，对国家治理有系统性的思考和道统上的自信。就经济主张而言，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乃其一贯的基本经济主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全集》中处处可见类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达国家实业是也”、“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经济理论中，最显眼的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实行土地单一税。1902年《民报》宣布革命的六大主义中，第三条就是土地国有，孙中山还将之与“井田制”联系论述，“中国自三代以来，已有井田之义，我国革命之后成立民主政府，当可借镜古义而实行土地国有”。到1912年，孙中山仍然秉持此论，他说:“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氏[4]之主张施行于中国，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争，又无托拉斯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5]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宣示经济主权，对内强调中央政府的干预职能，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权的基本特征。

1928年7月，美国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随后英、法、日等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1931年，国民政府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这两大举措，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蒋介石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在政府发布的《训政时期施政宣言》中，就明确写道:“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那么，所谓的“基本工业”又包括哪些产业领域？在与《训政时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有详尽的列举:“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很显然，这种思路与晚清李鸿章、盛宣怀的国营理念，乃至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皆有相似之处。

不过，1928年前后，关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毕竟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轨，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在当年6月份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有人则认为“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

在明确的经济思想的引领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年）、“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年）、“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年）、“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年）、“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许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构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1928年至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6]

若放眼全球，我们必须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颇有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和北美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先后推行国家控制重要产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以“大炮代替黄油”。其中，希特勒在德国、斯大林在苏联的成就最为巨大，两个超级军事和经济强国相继崛起。美国也在1929年陷入了著名的“大萧条时代”，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实行新政，同样以国家管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发生在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这些景象，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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