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出超，生财之道

早期重商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制定人，还只是刚刚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山庄里走出来的“刘姥姥”，他们看到了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子、银子，只要“少买多卖”，它们就会不断增多，就会变得富有。他们的眼光还只是直接盯在钱上。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们看得多了，在如何得到更多的金银财富上便眼界大开，逐渐地“货币差额论”为“贸易差额论”所替代，出现了以“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出超论”为特征的所谓晚期重商主义。

在英国，有一个大商业资本家，担任当时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名叫托马斯·孟（1571～1641年）。东印度公司专门与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做生意，要成箱成箱地输出金银到东方购买茶叶、瓷器、香料等物，很不符合早期重商主义的原则和思想，因此遭到了抨击。这位大亨、政府官员却大不以为然，予以坚决反驳，他埋头撰写著作，在不惑之年，即1621年，发表了他的《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书，后来又重新改写，在他死后40多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书名出版。这是一部阐述重商主义原则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说，这部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

按照托马斯·孟的观点，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国内商业只能看做对外贸易的辅助措施。但是，也不是任何情况下的对外贸易皆可使国家致富，“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也就是说，只有在进行对外贸易时保持出超，就能达到致富的目的。比如，假定一个国家在能满足国内需要之外，每年还有价值220万镑的剩余产品输往国外；靠着这笔出口，可从海外买到200万镑的外国货物，供使用和消费。如果一个国家遵循这种惯例去从事对外贸易，就可以稳稳地保证这个国家每年增加20万镑的财富，而且大部分会以现金形式带回这个国家。

可是，以什么形式和手段来保证对外贸易顺差呢？作者的主张是增加本国商品的输出和减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财富有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之分，由减少生活必需品消费节省下来输出到国外的，是自然财富，如农产品；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品和用外国商品进行经营所获得的财富，则是人为财富。为了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应扩大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可以自己供应那些原本向别人购买的纺织原材料、烟叶和其他货物，并同时起到制止这些商品进口，避免国库流失的作用。要减少外国商品的消费，就要厉行节约，在食品和服饰方面根本就不要消费外国商品，而多使用本国商品，并尽可能节省国内对自然财富的消费以增加向外国的出口。出口品要能够畅销，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就要降低商品价格和提高商品质量。

托马斯·孟看到了当时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的长处，这就是航运业和转口贸易。出口的货物若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不仅会得到货物在本国的售价，还可加上商人的利润、保险费、运费，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多。再者，英国可以大力发展转口贸易货栈，由于英国已成为交通商业中心，货物可先运到英国，然后转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因而可以增加航运、贸易、现金和关税收入。如此说来，现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和保险业的中心并非偶然，因为早在300多年前，他们的先人就提出了发展最需要保险的航运和最需要融资的转口贸易，为他们后来的金融保险业的率先发展打下了基础。

生产要多，输出才能多。而生产要多，生产者人数就要多。据作者的观察，“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地方（当时英国的人口的确不多，根据1659年的人口普查，英伦三岛中的爱尔兰才5009091人）。”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张，发展工业的劳动力明显不足，增加人口不失为治本之法。

所以国家财富的增加，与金银的输出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相反，输出货币借以换得商品是增加财富的一种手段，禁止金银输出的法律束缚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因而也就抑制了英国财富的增加，这样的法令必须废除。

托马斯·孟，这位兼有大商业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双重属性的精明大亨，贪婪而又野心勃勃，他在世界市场上，在东西方贸易上任意驰骋，春风得意。在他看来，英国的舞台不在国内，而在世界，不能像守财奴那样积攒财富，而是要主宰世界，在世界舞台上“多卖”，让世界充满英国商品来使英国的金银不断增加。储存货币固然可使金银增加，但把金银不断地投入到经营商品的海外贸易中去，却能使金银财富更快增加。他完全有理由看不起那些初出茅庐的早期重商主义者。

不过，我们现在来看，托马斯·孟的高明也很有限。他与早期重商主义者的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即都把金银视为唯一财富，即使不是如此，至少也是把它们当作最好的财富。都以为那些闪闪发光的金银铸币是从商品流通中涌流出来的，都希望给商品流通渠道接上导管，从而贪婪地吸吮那闪亮闪亮的金流。所以，马克思批评他们只是根据商业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去研究经济的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从中探寻事物的本质。这是很中肯的批评。

与英国不同，法国晚期的重商主义并不纠缠理论上的论争，而是政治家直接去操作。这个政治家名叫柯尔培尔（1619～1683年）。他虽出身于一个呢绒商的家庭，但走的却是政治道路。最初曾经是路易十四幼年时代的执政马扎里尼的助手之一，后来当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把当时治国的财政经济大权集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坚决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而被称为柯尔培尔主义。

他的思想很有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他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国家的财富多少，决定着军事实力的强弱。由于西欧流通的货币总量是一定的，法国为了致富，就必须从其他国家中获取货币，其办法就是发展对外贸易，而国内贸易只是对外贸易的辅助手段。但国外贸易必须出超，就是卖出去的要多于买进来的。他坚信，发展对外贸易，法国就会致富，国王也会得到满足。所以，这位财政大臣采取坚决性的措施扶持出口工业。他聘请外国工匠，给工场手工业者发放优惠贷款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豁免兵役，可自由选择信仰等。他建立了许多“皇家手工业工场”（实际上就是国家所有的工场），在他当政的20年间，从68个增加到113个。同时，采取关税保护，以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另一方面，对工业原料则鼓励进口。他的所有这些措施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保证出口，限制入口，保护本国工业。

要从数量一定的金银中“掠取”货币，这无异于一场战争，一场常年的贸易战争，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致富，都想从一定货币的数量中夺得更多的份额。在这场战争中，谁在贸易中占据首位，谁就可以充当战争与和平的仲裁者。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柯尔培尔又积极发展法国海军。在他的倡导下，法国建立了庞大的舰队和大型商船队，成立了许多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外公司，加强了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削，与荷兰进行商业战争，与英国在印度角逐，并企图控制北欧贸易。

不过，柯尔培尔主义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他要发展工业便通过不断地加重剥削农民来筹集资本，农业因此而停滞不前甚至破产。而由封建国家创办的许多工场和贸易公司，经营不善理所当然，再加上为了庞大的军队开支不得不日益增加的各种税收，这些国家工场和公司难以为继就毫不奇怪了。但是，柯尔培尔毕竟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柯尔培尔与英国的托马斯·孟有同样的野心，都企望使世界的金银货币通过贸易流向本国，从而使本国致富；但一个是出于商业资本家的贪婪，精明的世界商人的本能，另一个则是出于政治家的雄心，敏锐的欧洲政客的嗅觉。这我们再一次相信，无论是一种学说和一项伟大成就，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