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用的新定义：“守夜人”

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那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亚当·斯密

天赋自由权

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最为合适？可以从斯密经济学中得出一个前提，这就是政府的作用要建立在企业和个人天赋自由权基础之上，而且，政府发挥作用的目的是如何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

重商主义出于国家获取金银货币的目的，赋以国家管制经济的职能。在国内奖励有利于出口取得货币的产业，而对另一些产业则课以重税。对国外，保护和扶持本国的制成品出口产业，抑制外国的进口和本国原料谷物的出口。重商主义提倡国家管制经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重商主义的系统理论家、英国人斯图亚特认为，是人民需要受指导和控制。他在176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写道：

“一国人民的精神，是由关于道德、政府和生活方式三个目标的一整套被人们接受的见解形成的。这些见解一旦被任何社会普遍采纳，和被长期经常的习惯所证实而永不发生疑问，这就构成一切法律的基础，规定每一政府的形式，并且决定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

“在（政府）的每一新的措施中，必先按人民的精神以审查，如果发现（政府心目中的）计划的执行还不成熟，就必须予以推迟，完全保持秘密，并且用尽一切办法准备使人民爱好这种革新。”

在斯图亚特看来，似乎是因为政府已构成人民精神的一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人民离不开政府！

斯密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不需要政府的管理，而要求废除一切加予经济的、阻碍天赋自由权实现的政策法规。他认为：

“……凡是一种学说，如要对于特定产业，予以异常的奖励，违反自然趋势；以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产业，又或要对于特定产业，加以异常的限制，违反自然所趋；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是颠倒他所要促进的大目的。那只能阻碍社会富强之进步，不能使它增加。”

国家扶植一种产业而抑制另一种产业的做法，只是对国家富强的一种限制，只有取消国家的干预，天赋自由权才会得以实现，社会经济才能有效地运行：

“一切特惠的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天赋自由权利制度，将自然而然地自己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而以其勤劳及资本，加入对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合宜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君主们应当完全解除。这种义务的履行，极易陷于迷惘；要行之得当，恐尚非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

固然，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但并非社会利益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并不需要国家来代表社会利益，对个人或企业的利己行为予以干预和调节。每个人虽然通常“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曾怎样促进社会利益”，但他们行为的实际结果则使社会利益得以实现。斯密说：每个人，“……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

斯密奉劝国家不要去操心社会利益是否会因为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的社会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当然，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或企业也需要帮助，但这也绝不是说要国家出面扶持。与其如此，“不如去打动人家的利己主义，并且向他们表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做他所要求的事情，这样他反而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委托别人办事的人，正是这样向人提议的。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获得饮食，决不是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声诉，所以我们永不向他们申说我们自己的需求，而只是讲他们的利益。”

斯密引吭高歌经济自由，把财富的增进规模与经济自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有多大的经济自由，就有多大的财富增长规模。世界上有些文明古国，如中国在很久以前，“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但在后来的漫长年代却一直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制度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由于经济的逐渐趋向自由，而呈现蓬勃生机。当然，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有的已得到废除，但有的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如对劳动自由流动的种种人为限制，扶植一种产业而抑制另一种产业的做法，贸易保护等。这些因素使英国的财富增长不能达到最大的规模，所以也都必须彻底消除。

不过，斯密并不主张把政府管制立即撤销。他说，当涉及能雇佣非常多的职工的产业时，必须逐渐改变这种管制：

“人道主义……要求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时有戒心地、慢慢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撤废高率关税与禁令，较低廉的同种类的外国货，即将迅速流入市场，把我国无数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料，骤然剥夺了去。”

但斯密感觉到，因骤然撤销政府管制引起大量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像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厉害”。外国竞争不一定摧毁本国的产业。而且即使如此，也不能因此断言，那些突然失去他们日常职业的人们将没有其他职业可就。

在当时的英国，斯密有理由怀疑，骤然实行自由贸易是否会对他英国的产业造成很大危害，因为当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对最为发达国家骤然的自由贸易，斯密尚且有这样的担心，对于落后的人口大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行自由贸易，绝大部分产业必定会受到强烈冲击，无以数计的人将随着旧技术设备工厂的垮台而失去职业。而且，巨大的失业大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新就业，因为要适应新情况，他们需要培训。斯密的担心，在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是一种会必然出现的事实。所以，对于落后大国而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时有戒心地、慢慢恢复……”，不然，就会冒本国产业被冲垮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