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时间

2021 年   月    日  星期      第     节课

章节名称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探索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和历史意义。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感受到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进而弘扬长征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教学重点

1.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涵

2.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3.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其意义

教学难点

1.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和开辟的过程

教学方法

讲授式、案例式、讨论式等

课程资源准备

教材、多媒体、PPT

主要内容、逻辑结构、课时建议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节主要介绍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要讲清楚其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必须武装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二节主要讲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农村根据地取得了一定成果后，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党和红军从危难中走出，朝着胜利方向前进。

依据本章的教学内容与逻辑结构，教师可以依照教材内容以节为教学模块展开教学，第一模块教学时间为1课时，第二模块教学时间为2课时，共安排3课时为宜。

教学中需要讲清楚的基本问题

1.正确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判断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不能只看它说什么，而要看它做什么。从总体上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1）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对华扩张敞开大门。由于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而使外国垄断资本不断深入中国，从而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居统治地位。中国广大的乡村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所把持，地主阶级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

（3）依靠国家政权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并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2.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酷镇压，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个关键问题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道路，因此被称为“中国革命新道路”。

（2）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2月11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然而，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1）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意义。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使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4.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土地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农村革命。随着武装起义的发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土地革命在各革命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没有土地革命，也就不会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不会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斗争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培育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5.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连续犯“左”倾错误的原因

（1）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2）从社会根源上来说，中国社会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少，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而党员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往往主观片面，在政治倾向上易于左右摇摆，遇到问题容易走向极端。党内连续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3）从以往纠正错误的方法和结果来看，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纠正第一、二次“左”倾错误的方法有缺点，太着重个人责任，只注重组织处理，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重犯类似的错误。

（4）从外部因素来说，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颇深并进行了不适当的干预，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盛行，最终把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情绪推向了极致。

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左”倾领导人“单纯防御”战略和逃跑主义的错误决策，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7.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1）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法上和思想上的成熟。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和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2）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红军在长征途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少到6500人，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少到5000人（包括后来西征的减员），红二方面军由长征初的近1万人减少到不足5000人。这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红军成为了革命队伍的骨干和种子，且落脚陕北又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为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力量基础和空间条件。至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3）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地展现了红军的生命力，集中地体现了红军的英雄本色，书写了一部人类生存史和奋斗史上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8.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红军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