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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余英时有影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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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余英时有影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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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崇岐
聂崇岐（1903—1962），即聂崇歧，历史学家。直隶蓟州（今天津蓟且）人。毕业于燕京大学。长期执教于燕京大学。曾任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辑、副主任，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兼通检部主任，燕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教授、代理教务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宋史丛考》。
范文澜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翁独健
翁独健(1906—1986)原名翁贤华，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906年11月28日）出生在福清三山镇坑边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928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赴美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于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
他少时家境贫寒，3岁时又患了小儿麻痹症，行走困难，主要靠二姐丹秋，背着他走。民国2年(1913年)进入小学，虽然天资聪颖，但过分贪玩，所以成绩平平。其母是一位勤劳、贤良、明事理的农村妇女，经常对他教育开导。他牢记慈母谆谆教诲，刻苦自励，奋发向上，此后，学业成绩节节上升。小学毕业名列榜首，并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先后就读于福清融美中学和福州英华中学。中学毕业后，这个家贫、志坚、身残、学优的青年，为了摆脱困境，实现继续求学深造的夙愿，经友人介绍，前去北京同乡邵循正的兄弟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并省吃俭用，积攒学费。民国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改名翁独健。
伯特兰·罗素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在现代西方哲学界，逻辑学界以及社会政治领域内，罗素都享有崇高声誉。在学术领域，他不仅是风靡20世纪的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对数学逻辑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逻辑学家，他在政治领域所从事的大量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影响。
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罗素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他所提出的观点上，而且表现在他对分析哲学的其它两位创始人穆尔和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对逻辑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硼因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齐思和
齐思和，字致中。教授。直隶宁津（今属山东）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先秦史、中外关系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著有《中国史探研》、《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
齐思和是位爱国学者，“七七” 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1938年，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捐赠药品，支援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顾日伪威胁，毅然辞退燕大教职，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窘迫，但他宁愿含辛茹苦，也不事敌伪，清操自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热爱共产党，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忠诚于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备遭摧残，但仍治学不懈。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不顾病痛，从事关于民族大迁徙的研究和著作，并选订了中国史、世界史两种论文选集。1980年2月29日因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
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为已故钱穆先生及一群来自内地之学者，在极艰难穷困的环境中所创办，其目的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949年秋，为解决战乱中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两间教室，开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
翌年春改为日校，并易名为新亚书院。钱任校长，唐任教授兼教务长。 “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钱穆揭示其办学宗旨：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书院既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又注重训练学生的专业知识，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
新亚书院以弘扬儒学为己任，是港台新儒家最重要的活动阵地，也是中国向欧美介绍传播东方文化的重要窗口。校训依然是旧校新亚书院留下的“诚明”，且仍然保留中文教学的传统。
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男，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先生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训练，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保有真诚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仅仅以君主专制可以简单概括，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钱穆先生的徒弟余英时先生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正是出于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放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求客观的了解，钱先生才提出应该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而非以后见之明浅薄的非议与污蔑之。
唐君毅
唐君毅，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过江南大学教务长。
唐君毅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一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思，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界几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众多著作，因涉猎范围广，所关联的内容又极为博杂，故不易划分，众说也不尽同。此处我们依照唐氏本人的归结，对这些著加以归类，以利叙述。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曾为写于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第十版作一自序，在这篇序中，他将自己的主要著作概括为四类：
第一类为“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
第二类为“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的合集，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也包括《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本书。
第三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大大册的《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
第四类为“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述四类著作，在写作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内容方面，都相当的集中，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唐氏思想的不同阶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几个丛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