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1 自述篇
    • 1.1 余英时介绍
    • 1.2 回忆燕京大学的生活
    • 1.3 我走过的路
    • 1.4 对余英时有影响的老师
    • 1.5 在新亚书院接触的两种力量
    • 1.6 师承方面的影响
  • 2 儒学篇
    • 2.1 孟子的“民本”主义
    • 2.2 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 2.3 庆元党禁
    • 2.4 唐代精神史上重要特点
    • 2.5 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
  • 3 史学篇
    • 3.1 研究中国史学的方法
    • 3.2 中国历史的延续性
    • 3.3 朝代循环之说不能成立
    • 3.4 分裂跟统一的重点
    • 3.5 史学的特色
    • 3.6 研究中国历史遇到的困难
    • 3.7 科举的意义
    • 3.8 东汉政权建立的文化背景
    • 3.9 连续性的史学研究
    • 3.10 内在理路
  • 4 学术篇
    • 4.1 怎样读中国书?
    • 4.2 学术研究要有开创性
    • 4.3 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是对证据的尊重
    • 4.4 如何记历史笔记
    • 4.5 学术没有霸权可建
    • 4.6 宽以待人,严以律已
    • 4.7 读书的方法
    • 4.8 哈佛的读书经验
    • 4.9 人不能坐井观天
    • 4.10 不要盲目崇拜
    • 4.11 容忍不同观点的风度
  • 5 文化篇
    • 5.1 士与中国文化
    • 5.2 中国30年代的最好研究影响了西方的研究
    • 5.3 中国人常追逐西方潮流
    • 5.4 统一市场经济
    • 5.5 研究中国需参考西方的模式
    • 5.6 完全通过汉学来研究中国不妥当
    • 5.7 中西文化并不冲突
  • 6 成就篇
    • 6.1 余英时作品一览
如何记历史笔记
  • 1 如何记历史笔记
  • 2 如何记历史笔记
  • 3


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

钱穆先生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训练,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该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使当时再无学者替康有为辩护,清末以来影响极大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方才告一段落。

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保有真诚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仅仅以君主专制可以简单概括,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钱穆先生的徒弟余英时先生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正是出于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放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求客观的了解,钱先生才提出应该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而非以后见之明浅薄的非议与污蔑之。

吕思勉

吕思勉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2月27日)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幼年系统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后专治史学。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年—1909年),南通国文专修科(1910年—1911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年—1914年)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又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0年—1925年,即现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沪江大学(1925年—1926年),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吕思勉,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和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但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对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的研究,对吕思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史学界亟需加强对吕思勉史学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对他史学思想的研究。把握他史学思想的特点和精髓,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还是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故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做进一步的研讨,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渊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评价。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一、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时代的熏陶沉淀而形成的。二、吕思勉历史观的主要方面是他的进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其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