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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佛教征服中国》
作者是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2008年），荷兰著名汉学家，莱顿(Layden)大学教授。1959年以《佛教征服中国》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于当年出版后久享盛誉。1962年任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1969年创设莱顿大学汉学院现代中国资料中心。1974-1990年任该校汉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该校中文系主任、《通报》主编。
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一周期长达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佛教史，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以及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在本书中，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
《佛教征服中国》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六章都是独立的部分，但六章之间又互为依托。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徐教授以庐山慧远的考察作为终点，特别是在第四章“襄阳、江陵和庐山的佛教中心及北方佛教的影响”中，许教授似乎给予慧远“特别”的笔墨，即许教授在论述此章节时，完全围绕着庐山的慧远而展开，虽然其中有对襄阳、江陵佛教中心的论述，但似乎都是为了论述庐山佛教中心的形成而论述的。在书中，徐教授更是在末尾附上《释慧远传》，并在文中对慧远的生平及其僧团活动给予特别的论述。可见慧远在许所考证的中国佛教早期传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汤用彤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