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认识论兴起以来，本体论不再是作为宇宙大全的认识而出现，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人的现实存在的处身性，作为人的价值关怀的思考而存在。    

本体论的这种以认识论为形式，以伦理价值论为内容的构成是与20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巨大变革相伴随的，是20世纪进一步走向主体化和人文化的结果。传统哲学认为，外在世界的本质是客观存在而为人类所感知；现代哲学认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质不过是人类主体所选择的本质。那么，主体是根据什么来进行选择的？这种选择的合法性根基何在？于是，价值就被引入到本体论中来了，价值论哲学成为20世纪重要思潮。

本体论对人的价值关怀，对当代人的灵魂归宿的关注，在人的社会存在现实感中增添了一丝空灵、一丝沉重。生活，由于太多的幻想、太多的美丽承诺而倍加痛苦，又由于太严肃的思考、太严峻的追问而越发沉重荒诞。西方诗人哲人们普遍感到在信仰产生危机之后，虚无主义已弥漫周遭。卡夫卡的表述极具有代表性：“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只有踌躇而已。”

20世纪的艺术和美学，已日益沉重地感到个体的孤独和交流的阻绝。因此，艺术家不断自我膨胀，以人取代上帝，对功利、专制、拜金主义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并以其全新的叛逆姿态，否定和批判传统价值体系，逐步形成与经济体制分庭抗礼的“文化霸权”。透过文化膨胀的表象，可以看到其渴望人与人对话、心灵与心灵交流的实质。然而，因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局面，它意味着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鼓励文化渎神和理想消解。于是，情况就成为这样：“那些写满字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即使在万灵节，也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学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现代艺术从希翼“对话”开始，而以人与人之间更加阻隔为结束，只要我们想一想卡夫卡《变形记》，贝克特《等待戈多》，萨特《恶心》，加谬《局外人》，尤奈斯库《椅子》、《秃头歌女》就够了。

哲人们感到，西方世界和西方艺术同时遭到了困境，这是一种人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危机。西方世界的物质的丰裕并没有给人同时带来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坚定，相反，艺术家由精神的乌托邦中退出，虚无主义乘虚而入。灵魂失却了精神栖居和归依之所，以其粗砺和顽冥的方式裸露出来。于是，虚无主义侵入人的灵魂和骨髓，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进入末日审判的时代。人曾经拥有和持存的自省意识即对生命意义和世界意义之间的本质关联的自我意识萎顿下来，本能注满人的躯壳。作家陷入“力比多”的盲目冲撞中。正如洛德威（Allan Rodway）《后现代主义景象》中所描摹的那样：“他们各各不同地写到自己的同性恋、性无能、手淫、恋父情结、疯狂和自杀的冲动。事实上，安·塞克斯顿、西尔维娅·普拉斯、约翰·贝里曼等人最终都以自杀而告终，只有洛厄尔是例外，然而就是他也曾想过自杀。” 或许，这就是哲人们常说的，诗人在消蚀意义的世界中对信念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怀疑反过来又逼死了诗人。诗人死于对信念的彻底绝望，死于灵魂无遮蔽的裸露状态。   

价值信念的匮乏，人生目的的无定，将人一步步地带出“诗意栖居之所”，而导致自我怀疑意识。这一自我怀疑意识基于这样一个悖论：现代世界本无意义可言，但不得不存身于此的人又必得要求它有意义，于是自我怀疑成为一种显象，即思考自己的存在意义就是索求世界的意义。然而，当今世界是一个空虚的世界，世界的意义需要依赖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去填充。自我怀疑意识逼得诗人必得选择一条“路”：或放弃人们向现实世界索求意义的本质冲动，而走向“逍遥”；或索性在无意义的世界虚无中肯定生存的欢乐，去担当“荒诞”；或以诗去重新赋予世界的意义，承受重赋“意义”重荷而孑然独行。然而，问题在于，这种重新赋予世界意义的前提是，诗人必须是有信念的，否则诗人就会在究竟是洞烛已夜半的世界，还是在强化世界的昏昧这两个极点上迷途，而使赋予意义变成为一个随意的无意义行动——消解意义。在我看来，自我怀疑表明诗人已经丧失了信念，所以他只能是要么走向“逍遥”，要么担当“荒诞”，要么强化世界的“虚无主义”，唯独不能洞烛世界的黑暗。

在“消解”成为时髦，意义晦暗不彰的时代，艺术本体论的意义被遮蔽。于是，艺术家们改换艺术操作方式，即以表达破碎世界的形式来取得某种“意义”，以抵抗生活中意义毁灭的形式。这种形式上的张力指涉出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在世界成为碎片的世界之时，诗人为了不成为失去回忆意义的断片，就只能通过形式的变幻幻想而使自己置身一个相对完整的形式框架中。在丧失内容（意义、深度）之后，再失去形式（表面），诗人（艺术家）的地基无疑就自我抽掉了。

严肃思考的诗人哲学家们没有背对这一弥散性的文化困境和意义危机，相反，他们从人本体出发，面对20世纪的精神危机，看到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和灵魂的骚动不安，看到传统、文化、价值、人生意义的失落，已使人们开始丧失生活的信念。当代哲学家约翰·弗雷特·莫拉深刻地指出：一战以后，尽管精神苦闷、价值坍塌，但“海德格尔等还让我们带着对世界存在的信任而活着。他们所宣告的破裂尽管是可怕的，但并不彻底，他们立足的基础还是坚固的。使我们胆战心惊的地震，可以使我们的旧屋变成瓦砾，但即使在废墟之中人们还能生活，人们可以重建家园。”但二战以后直到现在，“使我们在这可悲的损毁之后完全失去了支撑。因为如果基础随着瓦砾而消失，根随着树倒而消失，我们就不再有支撑物，我们将再不能依靠虚无，或难以清醒的精神面对荒谬的东西，我们将必然完全消失”。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对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是何等忧虑和绝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以来，哲学美学家伽达默尔张扬解释学理论，认为人只有通过理解和阐释，才能进入历史之谜，在理解传统、文化、自我的同时理解他人和世界，这样，通过人与文本世界的“对话”，通过审美和艺术活动，使现代人不断改变自己的原初视界，并推出新的视界，从而不断更新人的素质，使社会文化和个体人格通过“理解”而整合，使艺术给当代人设定真理的同时，达到人生意义的生成。当代德国哲学家、文化教育学家鲍勒诺夫仍希冀通过教育重振西方人文精神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他将自己的教育理论作为人的麻木的灵魂的“唤醒”钟声，使人们从危机中醒来，去直面现实。这种现代教育唤醒论的要义在于：培养现代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禀赋，一种直面苦难的勇气和随时准备对付突然遭遇的意志力。

哈贝马斯更进一步指出，西方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出了问题：它排斥科学性的反理性主义在科技日益发达并深入大众生活的今天显得已是强弩之末；它奉行的性解放已逐渐被人摒弃；它鼓吹的冒险主义策略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使人们对其持怀疑态度。在这种困境下，哈贝马斯努力寻找出路。他将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中的有益成分吸收到批判理论中，表现出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哲学思潮合流的趋向。他扬弃了人文思潮和科学思潮的片面性，进而创立一种全面系统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要求交往合理化，即要求交往不受国家、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干预，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生活世界上。在这合法性要求下，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把阻绝“言路”的“后工业文化逻辑链条”打断，使人们关闭的心灵敞开，通过语言使人们的“争辩”转化为“对话”。通过对话交往获得共识的价值观，通过理解达到合理的意见一致的真理，通过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和平相处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哈贝马斯尤其重视语言所具有的揭示文艺美学的生命意义昭示作用。他认为，语言是我们的需要的构成要素，语言烛照而向我们启露情境。语汇的改变，是语言的世界图像的改变的一部分。在此程度内，艺术与文学从整个语言的世界图像中分化出来，进入一个自我逻辑的领地而禀有了自主性。于是，文学与艺术批评的传统建立起来，这个传统努力重新整合创新的美感经验，把这些原本“无言”的经验转化为寻常语言，成为日常语言的沟通实践。

至此，可以看到，“对话”和“交流”已成为人与世界重归于和谐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交流活动的确是不能忽视的。而且，在新的艺术范式——“交流”与“对话”中，艺术活动价值论的意义呈现出来：

（1）艺术所具有的审美超越性，使人从日常经验中挣脱出来，进入艺术的审美经验中，从而使人在艺术和现实两个世界的“出入”中，达到日常经验的质的变化和人格心灵的净化。

（2）艺术使当代西方的人们对现实的奴役发出吁呼，摆脱压制人的意识和统治秩序，以自由的反抗和发展种种新的艺术技巧形式来否定意识形态话语和各种奴役形式，从而为自己开拓出一片自由的境界，实现不断创造的图景。

（3）艺术是人设入存在的真理。通过艺术，人使自己的存在敞亮。处在意义危机中的当代人，有可能借助于艺术经验的提升，以拒绝世界强加于自己的法则和理式，而坚持自己对生命和世界的解释。

艺术价值活动论作为“新本体论”，是艺术本体论的当代形态。在我看来，价值本体论关注审美的意义和人生价值关怀的同一，关注艺术社会属性和个体理解性的交融，关注艺术总体价值（即形式、审美、情感、意义），以及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这无疑有摹仿论、表现论、形式论、文化论所不逮之处。文艺价值论（亦即艺术活动论、艺术关系论），不再认为艺术本质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它具有社会本质、审美本质、情感本质。

人类审美负托了深重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艺术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加以表达，而成为难以言传之重。人的本体与文艺本体在发展嬗变中互相成为其本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