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诺瓦利斯《选集》

 人类永恒的希望和憧憬是对自身加以直观和超越时空的限制以确立生命与世界的意义。然而，人们在为这希望寻找现实的根基和实现的途径时，却受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对本体（形而上学）的致命打击和消解，饱尝了哲学中人非中心化的恶果，看到了理性主义与人的普遍分裂，经受了神恩坍落的茫茫无路。这个无知无觉的世界无法回答人的吁求，只有人才能回答人。只有与人的生命同构的艺术，才能持存人的生命感性。换言之，艺术与人一起承担了世界对人的三个打击。艺术成为人的精神家园。艺术在哲学美学的危机中，走向与人对话的前景。

一、性灵本体：思与诗在危机时代相遇

传统美学有三个维度：

                               （1）美的本质；

                               （2）审美心理；

                               （3）艺术。

在对美的本质追问过程中，古典美学始终关注的是那在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恒定不变的本体。然而到了近代这种认识遭到了康德的扬弃，于是，世界的本体成为不可知的，能为人所知的是人怎样认识世界，认识如何具有可能性。因此康德就把“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问题）、“我应当做什么”（道德问题）、“我可以期望什么”（宗教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人类学问题）。但他想通过“人类学”这一“自经验原则得来的理性认识”来最终回答“人是什么”问题，却适得其反，使“人的问题”就此退出了哲学的中心位置。人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主题，也就越来越加速着自己的消失，只剩下相关的各种科学（如遗传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的肖像。

这样，人的本质不再成为哲学的中心，美的本质在心理学美学那里遭到拒斥。同时，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哲学为了给科学对象的明晰性和知识性质的普遍有效性的根据的确定扫清道路，而排除了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依据，进而消解了美的本质。也就是说，这种逻辑哲学的“真实’的意义系统所求证的是对象化的明确性和一致性，它检验出形而上学思考的“不真实”，进而要取消这种思考。这种科学理性的扩张，对旧形而上学的沉重打击和猛烈刺激，使“思想”在流浪之途，在寻找自己的路中与诗（艺术）相遇。因此，分析哲学对美的本质的消解，使美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它那种消灭和根绝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的作法，从某种意义上加速了科技理性对人的情思和灵性的压榨，加剧了人的工具性演化，从根本上造就了人对现存制度的肯定态度。这一进程由维特根斯坦拼命划清科学语言与宗教、伦理、审美语言的区别并发展到本体论领域而推进到底。

至此，一切关于人的灵性和生命的终极价值问题，仁义、温爱、自由、幸福，都在分析哲学一系列承诺，拯救思维混乱、摒弃形而上学、消除哲学的超越性与想象力中，遭到可怕的放逐。于是，当现代西方世界成为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世界时，人的精神世界却发生了降解，由理性主义降解为非理性主义；由宇宙本体论降解为人类学本体论，由历史乐观主义降解为历史悲观主义，极而言之，由赞美生命降解为赞美死亡。这种哲学和美学上的“地震”，使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分析哲学等理性畸形的思想(One Dimensional Though) 代表着科技理性对人的生命本体、美学本体的摧毁性的力量。科技理性并不关心人的希望和失望，还禁止提出这类“不可说”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向谁提出终极价值要求？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义检验标准对一切超验价值大加挞伐，将美的本质连同善的本质，和关乎“人生总态度”（Lebenseinstellung）的“形而上学”逐出哲学。在这种技术主义的扩张和砍伐中，艺术和价值、生命和意义、信仰和思维面临深重的危机。

当然，现当代哲学和美学并没有完全纵身那种对“确定性”加以追求的潮流，相反，从精神科学美学（狄尔泰）、存在哲学美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到解释学美学（伽达默尔、利科尔、罗蒂）以及法兰克福美学（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布洛赫）的人文哲学向度，也一直在竭尽全力划定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Geisteewissensohafton，亦人文科学）的界限，排除在以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哲学和审美价值问题上存在的谬误，进而提出了作为人文科学新基础的现象学追问和解释学逻辑。因此，他们强调特殊（此在）超出一般（共在）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生活的鲜活感、个人境遇的偶然唯一性，体验着的生命本体存在，都不是由一般、规律、必然完全说得清的。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最确定的就是被注定自由的、不为规律所命定的活生生的单个人，是单个人的选择、介入、焦虑和畏惧。这种人的存在，以及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当代西方美学的一个重心。艺术本体论在当代美学中的向心凝聚力，正是高扬本体论的人类本体论演化的必然结果。这样，经过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几次本体论打击以后，本体并未消解，相反，以本体论为底蕴的整个20世纪的现代美学、现代艺术、现代诗学却极为发达兴盛，这已经超越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类学）在人类本体问题上的分歧、对立，达到新的交叉和融合，而标示出艺术本体论被推向前台的另一重要依据。

二、精神家园：以艺术代宗教

对文艺本体失落降解和重新推向前台的关注，迫使我们深思。在西方科技理性精神全面冲击各个领域以后，西方哲学许多重要流派都纷纷涉足美学和艺术。解释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巴黎学派）、现象学哲学（英伽登、杜夫海纳）、现代宗教哲学（舍斯托夫、马丁·布伯、蒂利希）、解构主义（德里达）亦是这样。西方世界的神像被击碎，世界由科学理性来标划，人们如此炽烈地高扬艺术本体论，如此急迫地栖居在艺术之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个体处于尖锐的心与物、人与世界分离之时，当人在有限无限超越中缺乏中介，而在渴望一切又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两极运动之时，一句话，当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人的根基虚无化而环顾左右无所依持时，有两条路提供给人去在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将分离了的世界重新聚合于人的存在：

（1）审美之路，它是将有限的价值绝对化，即在感性个体的形式中把握到绝对（庄子的“逍遥”，孔子的“游于艺”皆是如此）；

（2）宗教之路。要求在神性存在的绝对形式中把握感性的有限存在。它首先肯定神性的奥秘的生命，而非感性个体的自然生命（而人往往寄身神恩之中，把一切苦楚、受难、不幸乃至屈辱都承担下来，从而感领到神圣的爱）。

审美之途往往通过艺术去发展人的感性生命力，通过艺术使世界由此转换成一幅形式图画，以使骚动不安的灵魂得以宁静地栖息。因此，在现代艺术家看来，艺术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艺术。只有文艺本体才能维系、颂扬、确立生命本体。

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而举起审美主义大旗时，经由康德、席勒呼吁的审美之路得到空前的高扬，诗化哲学家们（席勒、尼采、狄尔泰、诺瓦利斯）都相信艺术可以代替宗教，因为在神性的根基遭到摧毁以后，审美主义才会作为代替品被提出来。终于，自柏拉图、普罗丁、黑格尔、克尔凯戈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美学中感性的审美低于超验的神性的现状，整个地改观了。于是，在狄尔泰那里，艺术获得了与宗教相同的地位；而理查兹则说：只有诗可以救助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诗（艺术）终于成了思的源头；而马尔库塞更把艺术作为昭示新存在（NewBeing）的唯一通途。因为在绝对价值虚无中，在终极意义失落中，必得有某种给人以希望的路途，给人以肯定的方式，因为不肯定超验神性，就得肯定生命感性，不肯定至乐的彼岸，就得肯定苦难而又超拔的此岸，非此即彼。这是西方诗学、美学最终不得不出来填补价值的空虚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当代美学本质和使命所在。

因此，对艺术本体论的吁求，是由上帝之死所导致的价值虚无的历史处境引起的。上帝死了，人们忽然从旧价值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终于发现，自己可以无恶不作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没有彼岸的世界存在，于是对目标的追求变成冒险。人们更痛切地感到，人成为真正的孤独者，人必须对自己所做的全部负责，因为不再有上帝为自己负责一切，苦海慈航已不可能。人处于“未定”之中，使生活本身变成一种焦虑的情感。尽管人们征服自然，获得丰厚的物质财富，但肉体住进新盖楼宇而灵魂仍然在户外淋雨者大有人在。这种心灵的无家可归状态，这种灵魂无寓所的处境，在当代艺术中获得普遍的关切。当代西方艺术以为灵魂寻找寓所作为自己的使命，艺术成了精神的“家园”。因而，艺术本体论的重新出场，代表了当代西方美学对个体生命活力、个体生命的绝对性的肯定和对人自身焦虑的解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灵魂栖息方式的历史内涵才得以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