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当代西方美学突出艺术本体论问题，除了前述两个原因之外，还与其现代艺术的发展直接涤荡和改变着美学的面貌相关。

一、世界图景与人生状况

当代艺术蓬勃兴起，流派纷呈，诸如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现代艺术潮流，恰如一道当代人类灵魂苦闷和追求超越的突破口。现代主义艺术的勃发，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技术主义的行星时代”（海德格尔语）的反抗和对人的现实境况的深切关注。

人寻找着生命和世界的意义，并在这寻找中生成着新的生命和意义，现代主义诗歌是这种“世界图景”和人生境况的直接呈现。当黑格尔、费希特，谢林、海德格尔等的哲学被逻辑经验主义宣判为“连错误都不是，而是一无所有”时，哲学面临了文化与生存两极间的深渊。此时，处于文化虚无和价值虚无之中的艺术，尽管也面临自身的压迫和处于昏昧的夜半，但它必得在上帝不存在的世界里担当起创造的使命，必得成为一束人生意义之光，必得去寻找和持存一片人性的空间。事情恰恰是这样，世界不会来关切人，只有人能关切人，也只有艺术才对人言说，给人以安慰、寄托和温暖的承诺。艺术似乎成为人的最好的创造方式或逃避方式，成为人的富于人性的选择方式和存在方式。

现代艺术不仅成为一种生存的抗争，也不仅只是人生的表达和吁求，而且直接成为生存的一种方式。成为生存本身。因此，我认为，对现代主义艺术乃至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评价，必须以整个世界的终极价值为参照系，而那种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一棍打死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人们绝非仅仅是突发奇想，异想天开以标新立异，追求新奇去取代过去典雅、宁静、超迈、优美的传统艺术，也绝非仅仅只是为文化批判这一狭隘目的。透过艺术形式的纷繁和纷繁的艺术现象，可以看到，这一切涉及到一个远为深邃的问题：他们要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说：“给不确定者以确定”，乃是生命永不安息的根据和生成的根据，唯有生命的感性直觉，方能把它拼命追求的不确定之物确定下来。唯有艺术才能救护正在不断失落的人类的感性和诗意的生命。

然而，“给不确定者以确定”，必然包含着它的反词：“给确定者以不确定”，这不仅是生命的本质，也是生命生成的根基。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完成非存在向存在即存在向非存在的转化。这恰恰是生命的审美化、艺术化本质，艺术就是有与无、虚与实的永恒转换模式。

现代艺术将“形式”放在本体论地位上，形式作为艺术的生存方式展示出梦幻般的确定性、不确定性以致多样性。这种用“形式”的不懈求新求异求变，不仅直接标示出艺术存在与生命流变的同形同构，而且标示出艺术以其感性生命所带来的鲜活流动、生生不息，造成生命力的一次次冲击力。事实上透过现代西方艺术王国那“各领风骚一两年”的变幻，透过那对自由生命把握的焦渴，透过那对艺术新形式的拼命追求，所传达出、所表征出的恰恰是人无所依持的存在的不安定思绪，企求以形式来固定、确立某种可以为生命所把握的价值。也许，这就是艺术中传达出的当代人通过艺术所表征出的本真处境。

二、艺术意义：拒斥虚无主义

如前所述，当哲学中人的非中心化和美的本质消解时，当科技理性使人沉沦于计算、操作而成为普遍分裂的无根之人时，当神性消逝，人重新审视自己时，诗思——艺术之思担当起了哲思的使命，审美看护了人的感性，使之不泯灭于普遍分裂之中。现代艺术也以新的形式向生成着的新感性发出吁求。

然而，问题似乎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当个体生命因超验神性世界的消逝，而获得此在的绝对性以后，生命本体得到了空前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在艺术的烛照中，在自由生命活力冲撞下，生命本身活力连带其僵化的一面：丑恶、昏昧、混浊都一齐得到肯定，生命本身成了终极价值，再也没有另一个终极价值——神性的眼睛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于是，人们那生命的所有力量和野性，都可以倘佯于市，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沉醉和梦境。荣格正是看到这一点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上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席勒和尼采理解的艺术要求具有拯救的意义，并对于创造和表现有独特的功能” 落空了。

 怎样看待又怎样解释这个难题呢？对人的生命肯定的艺术难题真的连带那生命中沉沦的东西都要一块加以肯定么？丑进入美学，丑可能成为艺术中的“美”，但这丑是经过艺术家审美体验化的，也就是说这“丑”上面凝定了艺术家对这丑恶的现实和人性中丑恶的一面的批判和否定。神的缺席，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肯定生命的价值，肯定艺术对人灵性、情思、活的感性的看护，但却对那种使生命价值降解的恶和丑加以拒斥，对荒诞的世界和人生加以否定。

艺术在当代世界必须同时具有说“不”和“是”的能力，才能够选择正义，否认非正义。肯定一切，会有助于使世界上丑的衍生，否定一切而走向虚无主义也会有利于恶的实行。艺术灵性的眼睛在人类遭受科技飞速发展和心理机制急速紊乱之中，“深情冷眼”地睁着，它不仅仅在广漠不毛的荒原吹响一哨绿笛，也以惨烈的面容直面人自身的丑陋：那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变形记》），那冷漠麻木的局外人莫尔索（《局外人》），那陌生如同路人的夫妻（《秃头歌女》），那麻木生存永远长不大的丙崽（《爸爸爸》），那封闭小城的原始野性和蒙昧丑陋的他和她（《小城之恋》），还有那在音乐殿堂中苦苦寻找“力度”的森森、孟野们（《你别无选择》）。现代艺术使人面对自己的灵魂，去追问：我是谁？！真正的艺术并没有像荣格所说的那样“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相反，在那荒诞生活之中，在踽踽独行的众生相中，在一个人人都已变形的异化世界中，唯有发现自己，发现这变形的世界的人才是正常的人。这发现荒诞、骚乱、丑陋。迷惘、冷漠和死亡的艺术家才是正常的。艺术成了人性觉醒的向度——当艺术家发现人变成甲壳虫时，不仅格里高尔醒来了，卡夫卡醒来了，而且几乎是整个人类醒来了。是艺术那冷峻的目光和温馨的灵性拯救麻木的灵魂，而使人类痛苦地醒过来。艺术担当了人类良心的仲裁者，艺术成为人生存在意义的给予者，她永远使你的灵魂焦渴地发问：我是谁？并让你在清醒地感受到孤独意识时不沉沦、不退缩，在新的意义上面对孤独，获得超越，得到拯救——我是我自己！我是觉醒之我！——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审美观照么？这难道不正是生命的生存即生成么？

因此，处于本体地位的艺术，在当代以其灵光一现的精神照亮了生存的园地，并通过对事情本身的言说向人们显示出生活的新维度。可以说，艺术的深度就是灵思的深度。她使人对自身灵魂和精神世界因痛苦而吁求，并在对人格化了的自然的沉思中加以感悟。艺术无法回避，也无意回避爱、孤独、忧虑、荒诞、死亡等人类命定的深层意识和灵魂骚动：伟大的艺术为抵御人性深度的沦丧，为打破日常感觉因停留生活的表面和外围而带来的平庸猥琐、浅薄无聊，而付出了磨难惨烈的代价。

因此，艺术本体论意味着艺术将不再是路旁小花，可以随采随扔以娱人心，而是一种生成活感性，获得灵魂眼睛的人类自我生成的漫长过程。现代艺术在因科技理性以降而带来的对不确定的茫然的彷徨苦闷中，牢牢把握住了人的生存意义问题；艺术在哲学忘却了自己的天命而走入逻辑、计算之中时，出来主动担当反思人生的苦恼；在美学消解美的本质之后，美的形而上学问题即艺术本体论问题，如今由艺术家来追问；因神恩消退而出现的价值虚无、个体的感性生命的皈依问题也由艺术来加以解决。作为当代美学核心的艺术本体论，敢于反抗黑暗，也敢于肯定光明。艺术本体论不是体系，不是信条，而是追问生活真理、人生意义的根基。它的存在，使人在价值虚无感中，勇敢地站起来，敢于拉开帷幔，窥视美杜莎的头而不惮于化作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