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美学在西方的历史上经历了诗学、感性学和艺术哲学等几种形态，其中尤其是感性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中国的美学不是在感性学的意义所使用的。同时中国关于美与艺术的思考也没有形成"知识学"，亦即关于知识的系统表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都是关于美的思考的体系。而这在中国美学的历史上是无法寻找的。 

 尽管这样，我们现在还是在谈论中国美学，不过它是在极其宽广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丰富而深刻的关于美和艺术的本性的思考。只要美学不是狭义地规定为感性学，而是可以广义地规定为关于美和艺术的思考的话，那么中国美学的历史就可以得到承认。当然这既要考虑到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共同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性。我们要力图避免用西方美学来衡量中国美学，或者是将中国美学西方化。 

中国美学的确具有独特的形态。这特别表现在其文本样式方面。中国几乎没有关于美和美感分析的独立性的系统著作，而只有格言般的片言只语。它们主要保存在儒家、道家和禅宗等思想性的论著中。不过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关于各种艺术门类的论述，如诗论、文论、画论和乐论等。这些论著既有关于各们艺术门类特性的探讨，也有对于具体作品的赏析。 

这样一些文本形态也表现出了中国思维的特征。它不是理性的和逻辑性的思维，而是经验思维。它具体可分为自然性思维和历史性思维。中国思维始终设定了思想之外的自然的优先性。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1）存在。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天地亦即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规定性。

（2）思想。人首先从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予人。

（3）语言。汉字作为象形表意文字给汉语的文本表达的自然性以现实的基础。

在具体的文本中，人们首先描写自然，然后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的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的特征。所谓思想的历史成为了注经的历史，而注经自身则演变为历史的叙述。 

 尽管中国美学不如西方美学那样，是非体系化的和经验性的，但美和艺术在中国思想中具有非凡的地位。西方的宗教传统在其历史上一直具有规定性的地位，因此与神同在的经验是最高的经验。与此不同，审美经验是低级经验，它要么被克服，要么要转化。但中国没有上帝的观念，因此宗教的地位不高。中国人的精神往往是宗教、道德和艺术等经验的混合，这些经验也常常以艺术或审美的经验形态表现出来。于是中国人的宗教人生和道德人生一般也是艺术或审美的人生，这样审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就不是一种低级经验，而是一种高级经验。如儒家的"礼乐"文化，道家同于自然的逍遥无为，禅宗对于存在瞬间的心灵的体悟等。对于它们来说，这种种经验都是人生在世的最根本的经验，但它们都是审美经验。  

中国美学的弥散性格反映出中国思想的固有特点。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把这句话勉强地比附于真、善、美的关系，可以说是审美活动涵摄了认识活动与道德活动。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真、善、美三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统归于“道”。中国美学的讨论重点并不是“美”，而是对于“道”的深广的体验。中国古人要在身心高度相关的“艺”中领会思想之乐、道德之乐，要把艺术创作的过程、欣赏自然景色的过程，乃至日常的普通事物和行为都转化为“道”的开显场所。“乐道”、“孔颜之乐”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中国的哲学、艺术与美学不能明确地划分界限——在中国哲学的活泼处、中国艺术的深邃处，即是中国美学最富有价值、最具有特色的所在。 

 中国美学的“美”是广义的，渗透“美学”作为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是在西方现代学术分野的思潮当中确定位置的。一般而言，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在“真”、“善”、“美”，与“美”相对应的哲学分支即是美学。20世纪初，由日本人翻译成“美学”的Aesthetics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有深厚的古学造诣又有着开阔眼界的学者对此投入了热情的关注，并积极地加以引介。中国美学自此开始了一个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在欧风美雨当中成长的过程。然而，中国现代美学从奠定到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始于美学领域的讨论，往往“越界”而至于文学的、历史的、日常生活的乃至社会的、政治的领域。在今天看来，这不一定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而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美学、美育思想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