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波普

政治波普是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相继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潮流。这种艺术潮流采用西方波普的艺术语言形式，并结合人们熟知的商业符号和政治形象来表达某种幽默、荒诞、嘲笑与反讽的意味。

英国诞生了波普艺术，之后它奇异地在美国找到了急速扩张的最好环境。而在艾豪定居的巴黎，此时法国新现实主义占据了艺术上的统治地位。艾豪在此时另辟道路，将波普艺术与法国知识界对政治和社会浓厚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政治波普艺术。他是世界政治波普艺术的创始人。

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在要求与美国共同决定对世界的政策未果后，便奉行了一条独创的，与美国颇异其趣的内外政治路线。赢得更多自信心的法国的知识界为此大声叫好，并对政治的“介入”（萨特语）异常兴趣与日俱增。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波普在法国而非在美国诞生的原因。

虽然政治波普长期为法国新现实主义所排斥，但它在二十余年后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苏联在1917年进行了剧烈震撼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实验。经历了严酷的斯大林主义和之后的“解冻”，再之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阶段。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艺术家面对着惊人丰富的政治和社会素材。以他们的敏感，政治波普的现成形式被立即采用了。而不同的是，这一以精神贵族自居的民族很快在其中融合了妥思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式的厚重和忧郁。无独有偶。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启动。获得一定自由的艺术家们不满以前高度禁锢整个中国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形式的极度虚假和无意义，急切地在整个世界当代主流艺术中学习和寻找。艾豪的政治波普艺术以其中国题材的亲切，为中国艺术家喜爱。同时他的具像手段对于受过苏式写实主义严格训练的中国艺术家来说，真是易如反掌。虽然其中部分闪亮的卡通品格使中国艺术家还不太习惯，但很快他们就适应了。1949年-1976年沸腾的革命实验，提供给有了全新视角的艺术家取之不尽的素材。美国的波普，苏联的政治波普更加强了中国艺术家的创造。  85运动以来，中国出现了余友涵、王广义、张可欣等一大批政治波普艺术家，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真正走向世界的艺术运动。

政治波普在中国

在中国，1990年三月政治波普等前卫艺术的舵手栗宪庭首创“政治POP”概念，撰文指出“政治POP以幽默的方式带有政治情结的自我消解倾向，这是现代艺术走自己道路的标志之一：就像沃霍尔通过流行的商业文化把握了美国文化，波伊斯通过社会雕塑把握了德国文化一样，而政治形象就是把握中国文化的切入点。”

50年代西方走出战争阴影全面进入经济繁荣和消费时代时，被予为“波普之父”之称的英国艺术家汉密尔顿，最早的一件波普艺术作品——《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是由照片拼贴而成，主题上反映了大众(消费)文化，表现手段将现成品,创造了一种新艺术趋向，对中国现代艺术最重要的影响是现成品的利用，尤其对政治波普来说，把中国的政治符号作为现成品来进行展示提供了可能性.一些熟悉的政治形象不断被作为现成的政治符号移植.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各种文革图示，各种标语传单、宣传画、大字报、样板戏“红光亮”“高大全”毛时代的图像符号，像章、红袖章、五角星、红皮书等等。都是有着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经典符号.由于这些公共的图像的搬用和重叠使政治波普更加的流行于大众.再如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像”劳申柏等代表人物的涉入,但影响中国艺术家的是波普艺术的表现手法。在平面化的背景上，用鲜艳的色彩、平涂的手法将各种现实的图像并置起来与商业广告的属性同构。

中国的政治波普是艺术家的自觉创造，是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当代文化下的一种反映。缺乏对其讽喻对象之真相的理解力，或缺乏揭示的勇气，政治波普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模糊真相的界限。中国的政治波普是具有中国意味的消费符号和政治形象的组合，是中国独特情境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