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美学实现了两个转向，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从文化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这双重转向，改变了当代美学的质素，并引起艺术语言本体论的多元取向。

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是由狄尔泰开始的。狄尔泰为建立自己的精神科学体系而进行“历史理性批判”，他不再满足于康德以来的“理性批判”，认为那是一种认识论水平上的“知”（Verstand），其目的在于把握逻辑的东西，追问人的知识如何可能，而狄尔泰将“总体的人”(ganzen Menschen)作为研究的中心，强调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审美主体有血有肉的知情意活生生统一和无生命的死的“主体”的区别。他将本体论水平上的“悟”（verstehen）作为目标，追问人的体验和理解——“悟”如何可能？他要透过逻辑层面，直观逻辑层面背后的“事情本身”，即把握人的生命中那“先于逻辑的东西”。这样，从“知”到“悟”，从“认识”到“体验和理解”，从理性地把握逻辑的东西到全生命地“直面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实现了第一个转向：从理性批判到文化的批判。

其后，胡塞尔的现象学．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文化批判。胡塞尔的“悬搁”“还原”理论，究其实质，就是要把那根深蒂固的“自然思维态度”（即逻辑思维）暂时“悬搁”起来，中止逻辑判断，以抵达逻辑背后对事情加以“本质直观”（Wesenschau）。

所谓“还原”，就是追究文化的“根基”何在，以把握那先于意识、先于主体的东西。如果说，前期胡塞尔坚信，本质的还原使之获得本质，从而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先验的还原则把人引向世界的始原，即把世界最终归结（还原）为先验自我的意识的构造活动。它是世界的理性的基础，也是知识的确实可靠的最后的根据。那么，后期胡塞尔张扬“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理论”，则使现象学不仅仅是一种意向性理论，而且成为价值重估和意义再释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认为，在欧洲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兴起之后、虽然使人类生活的范围、内容和物质条件大为改观，但同时科学自身也逐渐意识到，它面临着普遍人生意义迷失的危机。科学并不能取代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也无力单独地解决克服这种“意义”危机。因此，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论，以解救欧洲人的精神价值危机。在他看来，由于自然科学放弃了对“绝对理念”的追求，忽视了真正的内在生活世界，使古老的欧洲文明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同时，这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危机，以及整个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危机。胡塞尔坚定地认为，把欧洲人从这一危机中拯救出来，关键在于清除自然科学所设计的虚幻的物质世界模型，用现象学来探讨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以唤起人们对真正的“内在的”世界的向往。因此，扩展意向性的内容，将其从原来只构成意向相关对象的狭小领域中解放出来，指向人类精神的周遭生活世界，从而赋予它以现实的文化的批判意义，成为胡塞尔关注的中心。

一言以蔽之，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存在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生活世界”概念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不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最先的，因为当下不可能有不掺杂其他科学文化活动世界的、在时间上最先的“生活世界”，但它在科学的时代仍然是主要的知识；它是指和其他科学知识并存的“直接明证”领域，借助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还原对世界作出一种科学解释而重新恢复原貌；是“始初明证”（Urevidenz）、非反省的“信仰”的领域总和，是一切客观认识的基础；它一般地是预先假定的条件，是一种边缘区，是一切真正的和可能的实践的前提。

在胡塞尔的影响下，海德格尔、利科尔进一步完成了由“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转向，并进而推进到语言批判阶段。海德格尔从“解释的循环”入手，紧紧抓住历史、文化、文本、理解中的一套“先行结构”，即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把握，意在说明人的理解是整体生命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理懈。这种理解是一种领悟，一种先于逻辑的东西，是在两千年来西方哲学和文化遗忘了本源之后的一种新本体论重建。

利科尔也同样认为：意义的家园不是意识，而是某种不同于意识的东西。理解的本体论只有通过方法论的探讨，经过认识论的层次才能最终达到。理解的本体论和解释的方法论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加以统一的。利科尔抛弃了海德格尔的“捷径”；采用“远道”迂回曲折的方式，使解释学由语义学、认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来理解和展现被西方哲学遗忘的存在，即通过“语义学的曲径达到存在的问题。” 这样，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语言哲学成为利科尔解释学的中心。

文化批判体现在文艺美学上，则表现为将文化、本源、基始而不是将认识对象和认识逻辑作为美学本体，从而使主体的审美活动本身成为人的本质的外现。审美不再仅仅是理性认识和经验积累过程，只是通过人的心灵将过去的人类审美文化“传递”给今人，使其在理解历史和文化进程中获得自身的理解和生成全面实现自身潜能的能力的活动。如果说，康德以来的“理性批判”是理性的、认识层面的，那么，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文化批判”则是生命体验的、文化理解的、精神领悟性的。把握这一点，才能把握语言转向的逻辑起点。

由文化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是由本体论解释学完成的。海德格尔前期重视“基本本体论”（即文化批判），而后期则逐渐转向语言问题，“言谈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存在方式” 已预示着海德格尔向后期哲学的过渡。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注重此在（Dasein）的分析，而直接从语言的表现力入手，集中探讨两大问题：

（1）追寻希腊语源和希腊式思维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个哲学思想和世界的本源，重新解释西方哲学史；

（2）找出“抵达存在之真理”的路途；转向存在与思的诗化。

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方法是语言分析。这样，由“言”—“思”—“诗”之途，海德格尔实现语言向本体——无限自身的拓展，实现了由存在的处身性向“诗意的栖居”的思与诗的转型。

继承海德格尔的哲学精神，伽达默尔在解释学哲学美学中将语言作为中心问题加以思考。他认为，“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对语言的重视，使伽达默尔从解释对话的问答逻辑中更深一层地发现了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家不只是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是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伽达默尔对此深为赞同。他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中，着重阐述了语言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解释学的“对话”逻辑是不同于科学的“独白”逻辑和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辩证”逻辑的，解释学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是过去与现在实际互渗的介质。理解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艺术文本或其他文本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语言是一切解释的结构因素。

总之，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再到语言的批判，标明人对文化语言与人的本质联系的自觉。人是文化的动物，一种依持语言的存在。人在理解和解释文化前活动中使用语言，人只借助于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统，也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着我们的世界。也就是说，人永远是以语言方式拥有世界，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有态度和世界观。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的，理解的界限也就是语言的界限。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

然而，我们掌握语言，我们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现代美学本体论的关键问题诸如理解、解释、解释的循环、意义的创生等，都围绕“语言”问题这个中心展开。解释学美学的“语言的批判”，所研究的是人的理解中的各种问题，它反对英美分析哲学那种巩固、加强、提高、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要求语言的确定性、意义的可证实性的语言哲学走向，坚持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从而将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更本原的本质构架，使人对语言的理解成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揭示，成为人对自我生命的理解。

20世纪哲学美学语言的批判，形成三种不同流派：

                       （1）分析哲学美学语言观；

                       （2）解释学一接受美学语言观；

                       （3）后现代主义语言观。

三种语言本体观在彼此的争论和辩驳之中，构成一幅当代语言本体论图景，并极深地渗入当代文艺美学本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