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问题的哲学美学思考形成的三个流派，各自具有不同的思维向度和发问方式。然而，它们三者正好构成艺术的语言本体论的转向的三个节点。

（一）分析哲学美学语言观

分析哲学美学着重语言分析，强调以词、词组、语句以及陈述、命题和判断的指称与意义的逻辑关系。在英美分析哲学看来，世界是一个由语言所决定的世界。一方面，语言使经验成为我们的经验，藉此，世界成为作为我们所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我们世界中的全部事实都可以被语言所陈述，那些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则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语言建构了世界也建构了我们自己。

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他试图给“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划出界限，并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思想是用语言进行的。因此，“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那种经验的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可以证实为真或假，即“可说的”；而形而上学的东西是无意义的，不可证实，无所谓真假，则是“不可说的”，应该永远保持沉默。哲学上的大多数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偏离了哲学的重要目的。因此，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其根本要旨无非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从而达到命题的明晰，由此可划出可证实与不可证实、可思考与不可思考、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于是，全部哲学工作就在于为思维（思想的表述）划定一条界限，这种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这样，“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这似乎意味着，由命题组成的语言描写着世界，不能被描写的便不属于我的世界，世界在它被语言所描写之前并不是我的世界。然而，如果我创造世界的图象而使语言与事实对应，那么，语言描写世界的同时也就是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形式，则语言的界限就成为世界的界限。但是，“语言不能描述本身反映在语言中的东西。我们不能用语言来表现本身表现在语言中的东西”。语言只能描述它所能描述的东西，那不可描述的对我们保持其神秘性。

这一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石里克、卡尔纳普）那里进一步推向极端，他们坚持形而上学如同诗歌一样，只具有表达个人情感的作用，不具有表述经验事实的作用，故它应归到文学艺术一类。传统哲学中的心理学部分应归到实验科学一类。这样，传统哲学只剩下逻辑，哲学就是逻辑的分析。循此出发，在语言转向上，进一步巩固扩大了语言的逻辑功能，要求分清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追求表达的明晰性、概念的准确性、意义的可证实性，从而使语言问题成为与生存意义无关的逻辑问题。

后期维特根斯坦一反前期的语言论，进入了语义分析之途，从设定可说与不可说的差异，而追问词的意义缘何而生，认为词语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词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经验的对应物，一个孤零零的词是没有意义的，词的意义表现在它不同的语境之中，表现在它不同的用途之中。一言以蔽之，词的用法即词的意义，因而，语言和游戏一样，无法对之下定义，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游戏即实际活动中。这样，维特根斯坦终于从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转到语言与世界的语境关系上来了。语言的用法产生语言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我们必须把什么东西指定为符号的生命，那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它的用法。同一个词，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关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语境是语言的词义环境。“不问意义，只问用法”，成为语言哲学新概念。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前期向后期的转折。

总体上看，分析哲学美学语言理论，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由形式的逻辑分析转向注重内容的语义分析，由本质主义转向非本质主义，由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的过程。正是这种不断的“降解”活动，使得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旨趣与海德格尔日益趋近。

（二）解释学一接受美学语言观

与英美分析哲学美学重视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不同，德国人对语言有一种完全独特的理解，他们直接将语言与存在的本源同一起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可谓代表。

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语言观的基础上将语言与存在的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语言是在之显现和人之说的统一。人与存在遭遇在语言之中。“语言就是语言”，“语言说话”，意即语言以敞亮、遮蔽、敞开的方式呈现世界，并以其说（sagen）呼唤物，使物物化，在天、地、人、神四重根中形成为世界，使物从遮蔽状态走入澄明。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说的词语具有命名的力量，使各个在者呈现出来，是其所是，而词语本身不是物，无名可循。词语不存在，它只给予着（es gibt）。人说话（sprechen），乃是因语言说话。语言的本质是作为指示的说，在语言和人的说中，指示（Zeige）在起作用，它使在场者呈现，使不在场者消隐。

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不可能在语言之外从本质整体上把握语言，人一直参与着语言的本质，只能在语言关涉到我们存在之域中直观到语言的本质。语言为一切提供道路（Weg），它是原初的“道”。语言之说把“在”（ist）给到澄明的敞开境界之中。同时，语言在给出世界四域之时，自身总是退隐到幕后，遮掩住自己成为隐蔽者，成为不可说的秘密。对此，人的言语必须保持沉默，而思应该以此为己任。

存在归汇于语言，在语言中觅得家园。人永远得倾听语言，并在倾听和言说中或显现、或遮蔽、或晦暗、或澄明。人的本质一直参与着语言的本质，因为这种参与，才能使语言对我们言说，我们才能应答语言。人的本质以语言为基础，人是对存在亦即对语言之说的说者。语言是人的存在状态，言语是存在的自身本体显露，语言的贫乏显示人的存在的贫乏。

日常语言使语言的本真性被遮蔽，而以虚妄为真实。人的本体成为飘泊的无根状态而飘浮在日常的言谈中，语言被表面化和平面化。于是，日常的语词取代了原来居住的语言及其定居的词。日常的言谈成了流行的言谈。人处处与它打照面，把它视为对所有人来说都共同具有的东西，而且作为唯一的标准尺度。凡要逃离这种平常，居住到早先定居的真正的语言言谈中去，马上就会被看作对公共标准的忤逆。

日常言谈成为存在的遮蔽，它囿于成见而追逐老生常谈。陶醉于喋喋不休，重复司空见惯的事情，留连于那些易于为人的弱点所接受的世俗的琐屑的东酉。日常言谈无视一切具有新意和启迪意义之事，断然拒绝倾听真理的声音，对一切未经验的可能性统统拒斥。因此，“日常语言是一种被人忘却的、因而是枯竭的诗”。 只有诗与思才是人的语言的本质方式。因为通过诗与思而抵达原初之思使存在进入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之中，思与诗共同把存在带人语言，使存在得以彰显。“被纯粹地说出的一切，是在其中作为被说出的一切的本体的说话的完成，也是说话的本源。被纯粹说出的一切是诗。”

诗的语言最为纯粹地呈示出语言本身的奇迹，并持有和创新着语言之说。在诗的语言中，人为存在和世界命名。“留存下来者，是诗人的赠献”， 只有诗人，才能在飞驰的时间之流中抓住留存者并使之出现在词语中。诗，是存在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契合点，是一种本真的语言。诗使存在的语言成为人的词语，诗是人进入存在的开端，是穿透人的历史的诗性启悟。

思，本源地思着语言之说，使存在的语言在思中形成。海德格尔认为：思就是诗，尽管并不是诗歌意义的一种诗。存在之思是诗的原初方式。正是在此思中，语言才第一次成为语言，亦即进入自己的本质。存在之思道出存在的真理的口述。存在之思就是最初的诗。存在之思是原诗（Urdichtung），一切诗歌由它生发，哪怕是艺术的诗的作品，只要它们是属于语言的范围成为作品的，都是如此。广义和狭义上的所有诗，从其根基来看就是思。思的使命并不在于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相反，必须返回到它曾逗留过的原初居所，才能避免形而上学之弊。思，不是逻辑推理、心机计算，而是对存在显现的本真的领悟。人们谈论得太多，而思得太少，至今尚未走向思。因此，应走向思之途。

诗与思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本源加以言说。诗为物和世界命名，思则思考存在与语言本身。一切伟大的诗篇总是沉醉于一种本源之思中，诗的本质以思为依据。“一切冥思的思是诗，一切诗作是思。” 诗与思在语言中成为存在的无蔽的显现。诗是一种神奇的思的语言，它使死去的语言复活。诗是意义和生命的世界，通过诗而敞开圆融的生命。思是人对世界本源的揭示，进入诗就是进入世界本真状态的揭示过程，使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世界本身。

语言不仅是存在的家或是诗与思对存在的敞亮，而且，语言也因遮蔽思而成为“危险”。海德格尔在解释语言的危险时说：“危险就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并扰乱存在的明显条件，从而造成了遗失存在的可能性。”在人日益焦虑不安的生活中，后现代式的语言污染日益侵入生存领域，无聊的烦语，圆滑的文字，漫不经心的国骂，充斥世界的广告语言，已经使语言丧失了清新自然的本来面目，而成为思想贫乏时代人们卑污处境与心态的表征。人们没有看到语言垃圾的大量出现，反而以自己为语言创造者而沾沾自喜，更进一步将语言作为单纯的表达工具和只涉及本能刺激的信号。

语言的沉沦标志着人的沉沦和思的退隐。召唤思就是召唤诗的本真，就是为人重寻一块诗意栖居之所。语言的危险迫使哲人寻找拯救语言的救赎之途：恢复语言原初状态，将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淡化和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使语言具有诗一般的多义性、隐喻性，以及意义的张力结构。同时，通过沉入深广之思，而消解无聊闲谈的词语那种浮于表面的意义匮乏，以诗的语言打破平庸自得的日常语言模式，使人的存在从贪欲和计算的语言中逃离而进入本真诗思之中，将人带入存在的澄明之境。

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论在伽达默尔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扬，而构成解释学美学的语言本体论。伽达默尔认为，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统，而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着我的世界。他指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也就是说，只有语言才能本真地表达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有态度或世界观。“人类世界经验的无限完满性意味着，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更为扩大的方面，一种世界观。” 更进一步说，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的，理解的界限也就是语言的界限，“不仅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在世界中得以表现这一真实才是它真正的在。因此，语言本原的属人性质，同时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可以说，伽达默尔十分重视语言对世界的揭示作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语言是“我”与世界的交接点，语言把“我”与世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不可离弃。

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然而，我们掌握语言，我们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伽达默尔强调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力图打通语言本体到世界的道路，使解释学获得在“对话”逻辑和“语言游戏”中扬弃“主一客”而又包含“主一客”于自身的事实性。，伽达默尔在其语言理论中仍注意到解释学理解的历史性，使存在的意义直接从语言“背后”产生出来。

伽达默尔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游戏”说，这一点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相近。他认为，对话就犹如处在游戏中一样，呈现出游戏般的“没有主体的、自行呈现的、自行更新的结构。游戏者不是主体，游戏的真正主体显然不是活动中存在的主体性，而是游戏本身。文本或艺术品正像游戏一样存在于其呈现作用中，作为游戏的艺术对话，其字词的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境，每次对艺术品的解释就是一次新的未知的探险，因为，在与艺术品的对话的每一瞬间，说话人聚集了已言说的东西，并同时向对方递去无限多样的尚未言说的东西。艺术阐释者正是要参与这无限多的未说意义之中，这就使得每次艺术对话都包蕴了一种内在的无限性。因此，可以说，艺术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在理解的言谈中处于一个不断生成、不断产生新意义的过程，文本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艺术文本意义的探究也是没有止境的。

以“游戏”来表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无疑，伽达默尔看到了语言的任意原则和社会约定性。正是语言的这种由随意偶然的规定向逻辑必然的无限转换，才使得语言空间超出实在世界，从而把现实世界的或然性提升到意义设定的必然性。语言揭示事物的意义，其实质在于要让事物自身通过语言表现自己。解释学事件就是使事物自己成为语言并被理解。当然，进入语言的东西不等于语言本身，但语言的本性却恰恰在于：词在它的实在的在中是为了要消失成为它所说的东西，另一方面，通过进入不同的对话的语言世界，我们能不断被每一相继出现的视界所更新，从而借语言之思沉入更深广的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出现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人们语言交流的阻绝造成的。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们流动、互动和交往的手段，以语言为中介，人们才能互相沟通和创造历史。必须通过对人类“交往能力”的分析，辅之以“普遍语用学”的建构，推出一种“理想的交谈情境”（ideal speach situation），才能解决合法化危机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所有这些危机都可以归结到生活意义和信仰危机上，因此，自己的“新理性”则必须关注人的相互间产生理解和意义的交往过程和互动过程，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哈贝马斯从语言活动本身出发重新审视“理性”，他从普遍语用学角度立论：句子中的语言、句法、语义诸特征，话语中的语用学特征，语言与言语、语言资质和交往资质都允许着普遍意义上的理性重建。因此，现代理性是一个“过程”，即人们通过语言的交往活动所达到的一种具体的“共识”。这种在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普遍共识就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即“交往的理性”，这样，“交往”逐渐等同于语言，语言成为交往的质点。

在合法性要求下，哈贝马斯坚持，必须把阻绝“言路”的“后工业文化逻辑链条”打断，使人们关闭的心灵敞开，通过语言使人们的“争辩”转化为“对话”。于是，“语言”在这里不仅成为人类的本质属性，而且成为平等的徽章，它实质上被当作达到双方共识的真理所要求的交往，语言成为了对真理、对相互理解的追求。哈贝马斯尤其重视语言所具有的揭示文艺美学的生命意义昭示作用。他认为，语言是我们的需要的构成要素，语言烛照而向我们启露情境（情境往往带有情绪色彩）。语汇的改变、是语言的世界图像（Linguistic world picture）改变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艺术与文学从整个语言的世界图像中分化出来，进入一个自我逻辑的领域里，亦即它们有自主性，于是文学与艺术批评的传统建立起来，这个传统努力重新整合创新的美感经验，把这些原本“无言”的经验转化为寻常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沟通实践。扩散的经验（diffuse experience）在社会结构改变而转化的生活环境里得以聚集，透过文化生产力（culture productivity）而得到具有启发性的、意味深长的、具体可见的表达。

总体上看，解释学一接受理论语言观，将语言与人、语言与诗、思诗言与艺术结合起来，从而为揭示语言本体之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后现代主义语言观

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以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和罗兰· 巴尔特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通过消解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说与写的二元结构，进而解析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概念作为自足的实体存在于语言之外。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自己的任务人是要彻底“消解”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存在一神学的”、“言语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消解”是移植文本的潜在的形而上学结构的批判方法。它通过“颠覆”和“改变”说话与写作的方法，消解“出场”的形而上学，并以“分延”（differance）使在者从存在、结构、中心、本源这形而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意义的绝对根源不复存在，语言只有通过“踪迹”（trace）维持，每个踪迹只有区别于另一个踪迹才能存在，因而意义是流动的。而“播撒”（dissemination）则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意义，显示了无分延网里文本自身的主动性。至此，语言的深层结构遭到消解，整个西方传统所寻求的整体一结构—中心一本源这一阿基米德点崩溃了，剩下的只有非整体、非结构、非中心、非本源的分延。文本没有本质，不由某种深层结构制约，而是自主的，可以自由地去获取意义，自由地被再度解释。

在主体与结构双元中，解构主义者抛弃了主体而选择了结构和语言。现在，主体消失在语言结构中，主体失去了它自身结构的同时也失去了世界的结构，因为语言的结构取代了这两者。人的哲思活动就被归结为一个本体论的实体（语言）的自我组织和构造，语言变成了存在着的存在物。德勒兹一语中的：“思维就是掷骰子。”真理已经变成由技术和计算机处理的东西。这个世界除了作为由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系统明晰性和循环解释这些科学标准所支配的认识论以外，没有给人的哲学留下地盘。

如今，在解构哲学眼中，文本和语言的批判成为中心，语言和文本就是一切，而个人意识、历史理性、实践生活就此退出了舞台，纯粹抽象的非人性化的观念和体系充斥前台。过去往往依赖于理性和逻辑的哲学话语现在已裂成碎片，它已丧失解释、描述和敞亮存在的性质，而被用着破坏（解构）的武器，从事尼采式“价值重估”的事业。自福柯率先走出“人的时期”，哲学中人的主题、理性、进步的话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关于话语（discours）的哲学争论。

以解构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在语言上，也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征。现代主义以重建宇宙秩序为己任，希冀艺术能做一切事情，甚至成为这个丧失了宗教的社会里的新宗教。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皆写成无所不包的“宇宙之书”，想要表现的是“绝对”。现代艺术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不断大众化的社会，报刊杂志和商品语汇使语言不断标准化，出现了工业化城市中日常语言的贬值，传统的鲜活生动的语言丧失了生机活力，语言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工业化语言。艺术家的艺术表达出现了危机。解救的办法是，艺术家以完全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晦涩艰深的语言进行创作。然而，这种自制新词无异于阻绝了交流，于是，在这种语言翻新弄得精疲力尽之后只得到这样一个意识：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你都不能也无法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是谎言”，剩下的只有“沉默”，不能言说，不可表达，只能缄默，只有无言。这种“无言”其实已经是后现代语言表达的类型。

在后现代语言观看来，海德格尔式的人说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是语言的中心的看法业已失效。在后现代，并非我们控制语言或我们说语言，相反，我们被语言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者”，而不是我。换言之，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其结果表现在艺术家那里，则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动，退化为今日的“无言”和“失语”。

在这种状况下，理论也不再提供权威和标准，而以一种怀疑的态度进行不断的否定。理论不再讨论什么真理、价值之类的话题；而是在一种“语境”中，谈论语言效果，成为一种关于语言的游戏，关于语言的表述，关于文本的论争。

当我们直面了当代美学中写作的本体困境之后，又面临了语言的危机，我们更深切感到20世纪文艺美学本体论遭遇到何种意义上的困境。艺术成了问题！艺术在负荷哲思的使命和担当宗教的救赎功能时，却突然发现写作的意义受到威胁，语言的本体转向使艺术语言有坠入语言操作和语言游戏的危险。难道艺术真的从内部开始颠覆？难道艺术已经浮躁到自己忘却自己的本源？难道人类在理性蒙难的危机时代，还要丧失诗意依托的艺术？艺术真的正在走向解体？这些问题仅仅是提出来，就够难的了。

人类的发展总是不听任于任何给定的命运。当写作和语言已成为一种现代操作时，与其暗夜踟蹰，莫若歧路知返，返回人的历史本源，重新去寻找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美学。

这一图景在伽达默尔后期开始着手设计，他的基本设想就是人类学美学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