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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员素质测评的发展历史

 

 

教学目的：了解人员素质测评的历史发展状况。

教学重点：了解人员素质测评的历史发展。

教学难点：了解人员素质测评的历史发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运用多媒体

作业形式：到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

 

 

    知人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比如，领导者想知道自己的部下；父母想知道自己的子女；每个人想知道自己。但是。欲望与困惑同在。哲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让中国文人来讲知人，那就更加深不可测了。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说：“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 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 以比其变。” 与他同一时代的改革家王安石根据他一生的识人经验则感叹：“ 人才难得亦难知。”

 

    中国人中最聪明的人被认为是诸葛亮。这位智多星在知人方面有什么智慧呢？我们可以从《诸葛亮集·知人性》中得知他的7条“知人之道” 。诸葛亮说：“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看来诸葛亮主张测试知人法，但不免有点玄。

 

    毛泽东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是主张实践知人、时间考验，也是正确的。

深入思考以上两种说法，我们会感到无论是哪一种，都存在一种缺憾，就是时间太长，拖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靠直觉？ 靠相面？靠权威？大概也难解决问题。

 

第一节 我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发展

     中国历来重视人才。伴随着这一现象，中国的“人才测评”也走过了悠久而又光辉数千年历史。那么在古代，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选拔的？其测评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人才选拔的制度又是怎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

从传说到信史

    中国的人才测评，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相传唐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之前，对舜进行了多次的考验，《尚书·舜典》上说，“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考验合格，虞舜才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如果说这只是传说，并非信史，那么周代选拔、考评人才的选举制度则已明文记载于经典之中。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引王制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乐官之长)论造士之秀者，以先于王，而升之于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位定，然后禄之。”

由秀士而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层层筛选，最后司马对之从“德”、“行”、“艺”等方面加以考评，优秀者方报请国君委任官职。

一、我国古代代表性的测评思想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人才的识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很多人才识别的思想和方法，称之为“识人法”或“识人术”。“识人法”或“识人术”的形成过程大致代表了人员素质测评研究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过程。

 

孔孟思想

    孔子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并从思想心态和外在行为两方面提出其分类标准。思想心态方面，君子的标准用四个字来概括:德、义、刑、泰，小人则是土、利、惠、骄。

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其次，孔子从才智方面将人划分为上智、下愚和中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最后，孔子从气质角度将人分为狂、狷和中行三种：“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的“狂”即敢作敢当，用于进取；“狷”则谨慎拘谨，有所不为；“中行”则是言行合乎中庸，介于两者之间。而关于人才的选拔，孔子则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即“观其所由，察其所举，视其所安”，进行全面，长期的考察，才能达到“知人”的目的。

    孟子特别重视对人的考察，他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中曾说过“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意思是：人的心理能力和个性特征的差异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这包含了对人的心理进行测量的数量化意识。

 

荀子

    荀子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他除了继承孔子的君子、小人观之外，又根据德行，将人进一步细分为通士（德才兼备的人）、公士（公正的人）、直士（正直的人）、悫(què)士（诚信的人）、小人五种。

他提出：“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

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

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墨家思想

     同样重视人才考察的还有墨子，墨子说：“听其言，迹其形，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尚贤中》）墨子主张通过观察人的言行，考察人的能力之后，根据能力大小再授予官职。这包含了人—职匹配的思想。

法家思想

    韩非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发现考核的作用和意义的一位思想家，他主张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工作能力。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包括法、术、势。其中“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

 

三国刘劭思想

    至三国时期，刘邵写出了我国的第一部人才专著《人物志》。作者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关于识人的思想与方法，对人才识别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精辟见解。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根据德才关系，刘邵对人才进行了更精细的分类，他把人才概括为“三类”、“十二材”。

“三类”即“兼德、兼材、偏材”，也就是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和才高德下者。这比孔子的“君子”与“小人”的分类更全面。

 “十二材”是指：

（一）“国体”，兼有德、法、术三材，宜“三公之任”等；

（二）“器能”，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宜“冢宰之任”等；

（三）“清节家”，德行高妙，容止可法，宜“师氏之任”等；

（四）“法家”，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宜“司寇之任”等；

（五）“术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宜“三孤之任”等；

（六）“臧否”，具有辨察是非之能，宜“刻削之政”（批评时政）；

（七）“伎俩”，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有理烦纠邪之能，宜“司空之任”；

（八）“智意”，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有赞明计虑之能，宜“冢宰之佐”等；

（九）“文章”，属文著述，宜“国史之任”等；

（十）“儒学”，能够传圣人之业，不能干事施政，宜“安民之任”等；

（十一） “口辩”，应对资接，宜“行人之任”等；

（十二）“雄杰”，胆略绝众，材略过人，宜“将帅之任”等。

 

第二，传统儒家重德轻才，法家重才轻德，刘邵对这两家思想进行了融合，提出不同职位对德和才的要求各有侧重。同时，刘邵又列出了十二种类型的人才所各自适合担任的职位。刘邵认为，人材“能各有异”，“材能既殊，任政亦异”。这比墨子的人职匹配思想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我国古代代表性的测评方法

    俗话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用人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一）周文王提出了六征法（见《大戴礼记.文王观人篇》）。

六征法就是观察人的六个方面的特征。

一曰观诚：观察验证一个人是否真诚；

二曰考志：考察度量一个人的心志；

三曰视中：考察一个人的内心；

四曰观色：观察一个人的表情；

五曰观隐：观察一个人隐藏伪托之处；

六曰揆得：考察度量一个人的道德。

战国时代的《六韬》一书中的《龙韬》，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选将》，记载姜太公所倡导的结构化的行为观察的方法选拔将领：
武王曰：何以知之？

太公曰：知之有八征：

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

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问谍，以观其诚。

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

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

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二）孔子提出了“鉴人九法”

孔子提出了“鉴人九法”。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只有通过反复地观察，试探，考验，才能够辨明贤愚：“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忠诚），近使之而观其敬（礼节），烦使之而观其能（能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知识），急与之期而观其信（诚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仁爱），告之以危而观其节（气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行为），杂之以处而观其色（是否好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原文】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1)，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2)。故有貌愿而益(3)，有长若不肖(4)，有顺懁而达(5)，有坚而缦(6)，有缓而钎(7)。故其就义若渴者(8)，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9)，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10)，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11)，不肖人得矣。”

原文（续）

     正考父一命而伛(12)，再命而偻(13)，三命而俯(14)，循墙而走(15)，孰敢不轨！如而夫者(16)，一命而吕钜(17)，再命而于车上儛(18)，三命而名诸父(19)，孰协唐许(20)！ 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21)，及其有睫也而内视(22)，内视而败矣。凶德有五(23)，中德为首(24)，何谓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为者也(25)。 穷有八极(26)，达有三必(27)，形有六府(28)。美、髯、长、大、壮、丽、勇、敢(29)，八者俱过人也，因以是穷。缘循、偃佒、困畏不若人(30)，三者俱通达。知慧外通(31)，勇动多怨，仁义多责。达生之情者傀(32)，达于知者肖(33)，达大命者随(34)，达小命者遭(35)。

 

【译文】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夏秋冬和早晚变化的一定周期，可是人却面容复杂多变情感深深潜藏。有的人貌似老实却内心骄溢，有的人貌似长者却心术不正，有的人外表拘谨内心急躁却通达事理，有的人外表坚韧却懈怠涣散，有的人表面舒缓而内心却很强悍。所以人们趋赴仁义犹如口干舌燥思饮泉水，而他们抛弃仁义也像是逃离炽热避开烈焰。因此君子总是让人远离自己任职而观察他们是否忠诚，让人就近办事而观察他们是否恭敬，让人处理纷乱事务观察他们是否有能力，对人突然提问观察他们是否有心智，交给期限紧迫的任务观察他们是否守信用，把财物托付给他们观察是否清廉，把危难告诉给他们观察是否持守节操，用醉酒的方式观察他们的仪态，用男女杂处的办法观察他们对待女色的态度。上述九种表现一一得到证验，不好的人也就自然挑捡出来。”

 

【译文】（续）

    正考父首次被任命为士便逢人躬着背，再次任命为大夫便深深地弯着腰，第三次任命为卿更谦恭地俯下身子，总是让开大道顺着墙根快步急走，态度如此谦下谁还敢干出不轨之事！如果是凡夫俗子，首次任命为士就会傲慢矜持，再次任命为大夫就会在车上手舞足蹈，第三次任命为卿就要人呼叔称伯了，像这样谁还会成为唐尧、许由那样谦让的人呢？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有意培养德行而且有心眼，等到有了心眼就会以意度事主观臆断，而主观臆断必定导致失败。招惹凶祸的官能有心、耳、眼、舌、鼻五种，内心的谋虑则是祸害之首。什么叫做内心谋虑的祸害呢？所谓内心谋虑的祸害，是指自以为是而诋毁自己所不赞同的事情。困厄窘迫源于以下八个方面的自恃与矜持，顺利通达基于以下三种情况的必然发展，就像身形必具六个脏腑一样。貌美、须长、高大、魁梧、健壮、艳丽、勇武、果敢，八项长处远远胜过他人，于是依恃傲人必然导致困厄窘迫。因循顺应、俯仰随人、困厄怯弱而又态度谦下，三种情况都能遇事通达。自恃聪明炫耀于外，勇猛躁动必多怨恨，倡导仁义必多责难。通晓生命实情的人心胸开阔，通晓真知的人内心虚空豁达，通晓长寿之道的人随顺自然，通晓寿命短暂之理的人也能随遇而安。

 

（三）诸葛亮提出了“七观法”

七观法中，前四种是问答法，后三种是情境法。

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问其对一些大是大非的看法,看他的志向. 

如周恩来在小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为什么要读书，有的说为了光宗耀祖、有的为了荣华富贵，而周恩来在当时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老师为之震惊。

2.穷之以辞而观其辨.------同其反复辩论一个问题,看他的辩驳和应变能力.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纪晓岚等大臣在朝房等候乾隆帝来议事，久等不来，他就对同僚说：“老头子怎么迟迟不到？”这话正好被走来的乾隆帝听到，便厉声问什么是“老头子”。在众人吓得战栗之际，纪晓岚却从容不迫地回答：“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乾隆帝听后转怒为喜。

 

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变-----请其出谋划策,看他审时度势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告诉其面临的困难及危险.看他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5.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在功利面前看他是否廉洁奉公. 

人性本有贪欲，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古以来，用金钱来考验人，使其面临财富，来有效观察其是否清正廉洁。杨震：汉代人，曾经推荐王密为邑令，王密晚上带着金子赠给他，说：“黑夜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

6.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在酒后舒畅的场合中观察他的自制能力.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也说“酒能乱性”，通过一起喝酒来观察其酒后的言论及真性情。

人喝醉后，他大脑的意识部分被酒精麻醉了，所以他就会在无意识中把清醒时不肯暴露的秘密说出来。酒后的酒品就像赌桌上输钱后的表现一般真实。

有这么一种说法，酒后喜欢唱歌的人：生活起居较具规律性，也是乐观进取之人，虽会酒醉，但心不会醉；

喝醉酒就胡言乱语、信口开河的乱开承诺支票：是怯懦型，有消极的倾向，常见怀才不遇或不满现状；

醉后会哭的人：个性消极，自卑感重，在日常生活上曾遭受严重的鄙视或有许多委屈，在平常即会常抱怨或发牢骚之人；

醉后就睡的人：是属于理智型之人，平常不喝酒时颇懂得自我约束，言行也少踰矩；

醉后爱笑之人：个性乐观、随和、不拘小节，也是颇具幽默感之人；

 

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约定某件事,看其是否守信用. 

 

诸葛亮判断人才的根据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查其劳苦，此之谓仁将。

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

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

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谓之智将。

进有后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

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

登高履险，持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

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  

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

诸葛亮对人才的评价

诸葛亮对人材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

“夫治国者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这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这是诸葛亮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这是诸葛亮讲“贤才”对国家的重要程度。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这是诸葛亮讲要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材。

诸葛亮的用人特点和用人原则

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德才皆备”的眼光来衡量人材。 
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忠诚则又是首要之“德”。

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

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之人，都可以提拔之。因此，忠诚与否，是诸葛亮衡量人材是否有德的核心内容。 

第二，就是用人之长，对人材不责其全备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许靖原为刘璋手下为官。刘备入蜀后，先后封其为左将军长史、太傅和司徒。但其实以许靖的真才实学，并不足以当此重任。法正曾说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刘备本来不想用许靖，可法正却劝刘备道：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诸葛亮也有相类似的意思。他向刘备谏道：“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

再如同魏延、杨仪。魏延虽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但其“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杨仪虽也“性狷狭”，但他却也有真才实学。

诸葛亮每次考虑到此二人时，也总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

此外还包括法正的心胸不宽、“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诸葛亮都能正确对待，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非常相像

 

第三，在于能够充分识别人材、发掘人材

    蒋琬，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刘备在一次的游观中，突然来到了广都，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喝得大醉，刘备非常生气，要加罪与蒋琬。诸葛亮深知蒋琬其人的才干，他劝刘备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

   这和庞统当年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果然不出诸葛亮之料，蒋琬的确是一个治国的大才，他后来被前后任为尚书郎、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曾经秘密地对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在诸葛亮死后，他更与费文伟等人一起，挑起了治理蜀国的重担。

 

    何诋的情况与蒋琬也差不多。何诋字君肃，自幼寒贫，为人宽厚通济。开始时任督军从事。他也和庞统、蒋琬相类似，整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诸葛亮听说后，决定来一次突然“袭击”，亲自考察一番。其他人都为何诋捏一把汗。何诋当听说诸葛亮要亲自下来考察他的工作时，急忙连夜张灯审问犯人，解读有关诉状。在诸葛亮第二天早上来到前，何诋只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就把所有案子都暗记于胸，“答对解释，无所凝滞”，诸葛亮本人对此也很惊讶。为此，他不仅未免何诋的官，而且还提拔何诋为成都县令。后来这个人为蜀国做出巨大贡献。

 

第四，就是不问资历的深浅，不以官位的高低，不以是否是降将来区别看待人材，只要有才的便用

    王平，原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裨将军。王平本人没什么文化，“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他又非常聪明，写信时令他人代笔，自己口授，所写的内容还“皆有意理”。而且他虽不识字，但别人讲的《史记》、《汉书》，他听完后，都知道其中的大概意思。往往与别人谈论时“不失其指”。并且他由于“生长戎旅”，还很富有作战经验。

 

    街亭之战中，作为马谡的参军，他曾数次谏阻过马谡，不要“违亮节度”；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维。原是魏国的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收降了他。诸葛亮也并未由于姜维是个降将，而对他有所歧视。

    诸葛亮对姜维大为器重，辟姜维为仓曹掾，加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那时姜维不过二十七岁。后来诸葛亮对张裔、蒋琬评论姜维，说姜维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还说：“须（使姜维）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官，觐见主上。”

第五，积极培养和锻炼人才

  蒋琬，诸葛亮为了能让蒋琬尽快地成长起来，就有意识地往蒋琬身上“加压”，使他得到应有的锻炼。

第六，对人材的缺点给予必要的批评和帮助

张裔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张裔也有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心胸不宽，好忌恨人。他本来与杨洪的关系很好，但后来却因为几件小事，而反目成仇，而且责任还出在他本人身上。再有，他与岑述的关系也很不好，到了相互忿恨的地步。对此，诸葛亮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张裔。

 

（四）刘劭提出了“八观五视”的方法

刘劭参照先秦时期思想家们的人材识别思想，提出了“八观五视”的方法。“八观”即“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至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辩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辩恕惑；观其所短，知其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五视”即“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五）我国古代的智力考察工具

我国古代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智力考察工具，如七巧板和九连环等，这些工具的产生要比法国比奈的智力测验早数百年，但是和现代西方制作的智力测验量表相比，中国古代的这些工具并没有建立可靠的常模，因此，用七巧板和九连环等测量智力并不能得到像西方智力测验中的标准分数，难以判断被测者的智力相对于同类被测者所处的水平。而且，这些工具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人员素质测评，而仅仅是一种益智游戏。

 

教材中提到的我国古代人员测评技术P37

1、观——观察，观看

2、察——观察，考察，明察，暗察

3、问——试问，探问

 

4、忖与揆——揣测，思量

5、论

6、试

7、访

8、听

 

三、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内容

   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内容，包括性、绩(功、础)、德、才、识、智，主要体现在人才选举与考评制度中。

    西周人才选拔时，对人才素质测评的目标是“乡三物”。“乡三物”的具体内容是“六德”、“六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胶、烟、任、恤（xù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显然，这里的“六德”与“六行”，主要是“德”与“性”，而“六艺”则是“识”、“才”、“智”、“绩”。

   “德”为历代人员测评中的重要内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的“五善”、“五失”就是“德”的测评目标。汉代“判察”六标准、魏晋“都官考课七十二法”、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等所规定的考评内容中，“德”是最为重要的。

古代“德”与“性”是相交叉的。“德”有“九德”、“六德”与“五德”解释。

    “性”相当于人员素质中的心理素质。孔子认为，智、仁、勇、艺、礼、乐是人员的六大优秀素质。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孟子则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中的四种优秀素质。后来明代有的学者认为，“性”即“德”，他说：“盖性不外乎仁义礼智”．“名其德”，“以其浑然无间也，名之曰仁；以其灿然有条也，名之曰礼；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义；以其判然有别也，名之曰智。”

   “识”即“知识”；古代主要是指道德知识与一些实用学科的知识，这从历代科举考试中的内容便可以看出。

   “绩”一般又称“功”，是今天的绩效，其具体内容是针对考评目标的到达度或取得的工作效果效率。这从历代“夸课”或“考绩”制度中分析便可以了解。

 在古代，我国还有人从“绩”反面“黜”，也就是“过失’’的多少来考评“绩”的。在诸葛亮的《便宴十六策》中便有考黜篇。历代考课制度中也有所记载。

    “智”与”能”或“才”的测评也是历代人员素质测评中的重要目标。三国与唐代时期人才选举中，“才”与“智”是首要标准。唐太宗说：“朕任官必以才，若才，虽仇如魏徵，不弃也。”

四、我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指标

纵观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活动，用来揭示“性”、“德”、“才”、“智”、“识”等测评目标的指标，有“言”、“行”、“气”、“色”、“服饰”、“事”、“血缘”、“五行“、“九征”、“五物”等等，概括起来，不外乎言、行、事、物。即“日常言行”、“特定情景下的言行”、“工作绩效”、“生理因素与特征”、“服饰等外在客观标志”、“五行阴阳等中介标志”。

日常言行

 日常言行是用来揭示人员素质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是最容易观察与收集素质特征信息的一种指标。人员的素质，每日每时都会通过其言行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测评中用得最多的即是“察言观行”。《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孔子《为政篇》中的“视、察、观”，刘劭的“八观”、“五视”与“接论”，都是依据日常言行来测评人的素质。察举依据的也是日常言行。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意思是说，观察一个人日常所言所行的原因、目的与手段，了解他的心情，看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人的内在素质就不难知道了。“言”中又细分为“内容”、“声音”以及“伴姿”等。

特定情景下的言行

日常情景下的言行是一般性的言行，可比性差。人在特定情景下的言行，则带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是近现代人员素质测评中常依据的指标。

 科举考试所依据的，是口答或笔答的语言，比武竞技所依据的，是竞技场上的表现；情景考验所依据的，是紧急或困难情景下的行为反应，

例如，诸葛亮的七观这是：“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以辟，以观其变；、、、、、、”在这里对“志”、”变”、“识”、“勇”、“性”、“廉”、“信”等素质的测评，其所依据的标志，则是“问是非”、“穷辞”、“咨计谋”、“告祸难”、“醉酒“等特定情景下所作出的言行反应。

工作绩效

“功”、“绩”或“黜”，既是绩效考评的指标又是素质测评的指标，具有双重性。军功制、考课制等方法中所依据的指标就是“功”、“绩”或“黜”。

 

生理因素与特征

一个是血缘关系，遗传，世袭制

二个是面相学问题。

 

 

服饰等外在客观标志

孔于认为“君子”的服装尚朱，宗周．以端正为美，而“小人”的服饰尚紫，宗夏，以颓唐为美。

按照这个说法，现在大多数人是小人，紫色象征着权威、声望、深刻和精神 。

古代人认为紫色代表作邪恶。《论语·阳货》中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恶利口之覆邦也”。由于《论语》这一典故，人们往往把以邪犯正，以下乱上比作以紫夺朱。王莽篡汉，《汉书·王莽传赞》则书为“紫色蛙声，余分闰rùn位”，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朱，蛙声打鸣。

现在人找工作都会因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服饰穿着。——仪表

职业装

五行阴阳等中介标志

测字，卜卦

根据周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凶吉

五、我国古代的选人、用人制度

（一）禅让制：在“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流传着禅让制，通过让贤的方法来推选首领，这种可以认为是人材选拔制度的最早萌芽。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挚当了九年首领，政绩平平，而挚的部下尧聪明能干，建树颇多，于是人们便拥戴他，挚顺应民意，主动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了尧，这就是历史上禅让制的开始。

（二）世官制

世官制：又称世卿制。世官制是夏、商、周三代最主要的人材选拔方式。禹的儿子启借助暴力夺取最高权力，建立夏朝，开创了中国古代王位世袭制的先河。这三代在世袭继承人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夏朝王位由儿子接任，偶尔也有传给兄弟的；商朝的王位继承在商代（盘庚当政时期）以前，一般实行“兄终弟制”，中期以后改为“父死子继”制。周朝则更进一步，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要内容的宗法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王位继承制的基本规范。

（三）察举制

察举制：察举制的基本内容是：首先由皇帝下诏规定察举的科目和要求，然后由丞相、诸侯王、公卿、刺史、郡国守相等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按照诏令指定的科目和要求，参照地方基层的评议考察人材，并向中央推荐。中央对所推荐的人材，经过一定的考核程序，由皇帝授予相应官职。

察举及相关方法

所谓察举，即通过观察比较的方式来选择人才。察举中首重品德测评。其特点是，察言观行，考行究德。裴子野有言曰：“居家观其孝友，乡党争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患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义，以察其度。”(《唐会要》下)

古代无论是选举还是察举，最终都是当官为政，但“为政以德”，故品德侧评在人员选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贡举与保举

 为保证察举的人员质量，察举演变为贡举与保举。

贡举把下臣对朝廷察举人员看作是一种进贡之举。贡举既强调下级对上级察举人员的义务性，又有助于强化下属对朝廷察举人员的光荣感与质量感。

保举则把察举人所察举的质量与其所应担负的责任直接相连。汉代典章规定：“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削地。黜爵削地毕，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在上位不能进贤者退，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为不胜任，当免”(《通典·选举一》) p40

 

（四）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东汉末期察举制已经完全腐败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谓中正官是指由中央派遣的专门负责人材品评与选拔的各级人事官吏，是实施九品中正制的主体。其主要职责是“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即负责品评本州郡的人材，并向中央推荐。

　　“品”是中正官对本郡士人评出的等第，这与普通士人入仕的资格并且和入仕后所授职位密切相关，一般“品”高则所授职位高，“品”低则所授职位低。当时“品”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就是“九品”。

察举之弊及九品中正的发展

 古人发现察举之弊有二：一是主观片面。二是察举多为基层一般人所主，缺乏识人判人的经验。魏时人员选拔改成九品中正。

课后案例分析二有详细介绍

但后期九品中正也弊端很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五）科举制

    科举制：科举制创立于隋朝，并在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科举制采用分科取士，历代科举制的科目设置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包括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如进士科、明经科、秀才科等，是科举考试制度中依规定要按时举行的固定的考试类型，一般每年举办一次，宋代以后一般每三年举办一次。常科考试通常实行三级或四级考试体制，不能任意跳跃。制科，是由皇帝为满足某种临时需要或选拔某种特殊人材而下诏举行的一种人事选拔方式。

科举的沿革

    由于察举、九品中正都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难免会出现弊端。为了更全面更公正选拔人才，隋朝就发展了科举制度。这些是受到魏文帝对儒者试以“经术”，对文吏试以“文法”的课试的影响。唐朝科举制度十分完善，后清朝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八股文，已经是扭曲了科举制度的意义。

 

人才选拔到最后为什么要用科举制度

    为什么科举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察举、九品中正、科举和世袭是中国历史上选拔人才和委任官职的四大形式。察举以实际德才表现为依据．世袭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科举以知识智能为依据，九品中正以血缘门第与现实德才表现为依据。按照当时选拔人才的目的和现代测量学的观点来看，九品中正和察举的效度最好。而科举的效度最差。

人才选拔到最后为什么要用科举制度

    因为选拔人员的目的是培植封建统治的接班人，是委之以维护封建王朝的使命，具有王族士族血缘关系的人，一般遗传素质较好，加之从小耳闻目睹父辈从政理事，其行政能力就要比同龄人强一些。同时，这些人的家庭利益与整个的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休戚相关，故选拔这些人并委之以官，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巩固与延续。现实社会生活中德才的表现直接揭示了人员的本质，挑选那些具备合乎当时封建规范言行的人员，并委之以官，显然有利于加强与扩展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因此．察举与九品中正具有良好的品德测评效度和智能测评效度。

 

    然而为什么发展的结果是科举代替它们担当了选拔人员的角色并被隋唐以后历代统治者接受了1000多年？

    其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信度优于察举、九品中正、世袭等方式。在人员选拔过程中，人们首先也是最为关心的是其公正性与公平性。无论察举、世袭还是九品中正，虽然效度较高，能够选拔那些忠于朝廷能力不错的人员，但它们都表现为人举人，夹杂着浓厚的人情爱憎色彩，侧重于人们后天无法选择的血缘与出身。人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公平。相反，科举则表现为考试举人，每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同样内容的考试，且原则上没有出身贵贱的限制，具有平等竞争的色彩，人们觉得它既公正又公平，故得到普遍接受与认可。

而且，科举考试实行起来比较简单。

 

作业内容

讨论古今中外用人和选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