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址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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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城说:
《文选》李善注:“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从《登楼赋》所描写的地理环境“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来看,王粲所登者当为当阳东南隅的城楼,因为在那儿能望见江陵西的陶朱公冢及当阳东南的楚昭王墓,那两处当即为赋中所谓之“陶牧”、“昭丘”。
江陵城说:
《文选》刘良注:“时董卓作乱,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情也。”
麦城说:
郦道元《水经注》:今人俞绍初据赋中 “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以为当指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两河乡)
襄阳说:
周绍稷《楚乘》则断之为襄阳城楼,王世贞则认为刘表始终据襄阳未离,仲宣依刘表,为幕下参佐,不应去襄阳而登他郡之城楼,故说仲宣楼宜“在襄阳,去赋事辞稍远,而于理为近”。王世贞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襄阳滨临襄江、汉水,与赋中述及的漳水、沮水又隔得太远,尽管辞赋允许夸张、想像,也很难解释王粲何必舍近就远。
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变迁,王粲登楼(即仲宣楼)旧址何在,至今仍无定论。历来有楼在襄阳、楼在江陵、楼在当阳县城和楼在当阳麦城四种说法。近年还有人提出,仲宣楼旧址应在今天的荆门市。
《登楼赋》为王粲在荆州依附刘表时登当阳城楼所作。刘表虽系皇族支裔,但 “外貌儒雅,内多疑忌”,身无济世之才,又无知人之明,满怀大志的王粲一直被屈抑下僚,不被重用。王粲这篇登楼之作,抒发了乡关之思和离乱之感,倾吐了怀才不遇及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作品从登楼览物写起,以黯然伤怀作结,这种写法开千百年登临之作的先河,多为后人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