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却难窥其肇端。2010年9月，经中外专家确认，内蒙古雅布赖手印岩画成为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岩画，距今14000至30000年间，也是目前中国绘画最早的遗迹。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图画已具有初步造型能力，对人物、鱼、鸟等外形动态亦能把握其主要特征，《人面鱼纹图》《鹳鱼石斧图》是早期陶绘的杰出代表。

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绘画有了长足发展。青铜及玉器上的装饰纹样，战国漆器上的彩绘，特别是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驭龙帛画》，状物之精妙生动、线条之流畅洒脱，昭示着中国早期绘画的较高水平，为秦汉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是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巩固时期，国势强盛，民族融合，以此为背景的绘画艺术也形成了“深沉雄大”、昂扬向上的时代风格。秦代绘画留存虽然较少，但1976年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仍使人们领略到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并且根据秦始皇兵马俑的精湛技艺人们推测，秦皇地宫内很可能有内容鲜活、色彩斑斓的壁画作品。由于汉代统治者尊奉儒术。绘画成为政治统治和封建教化的一种手段。汉代宫殿衙署、祠堂庙宇多有壁画，用以褒扬功臣、宣扬礼教。墓室壁画、帛画、画像石及画像砖中描绘的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仙怪传说等内容，气魄宏大，笔势流转，动态鲜明，展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雄奇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开始步入自觉时代。在这一时期，社会动乱，群雄逐鹿，南北纷争，民生凄苦，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朝不保夕的内心忧惧迫使人们急切需要心灵的安寄之所，于是佛教迅速传播，士大夫多尚玄谈、趋向避世，人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观照自我、抒发性情并诉诸笔端，因而包括绘画在内的各项艺术及其理论随之发展起来。

三国时期的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东晋时的顾恺之是人物画大家，《晋书》称他为“画绝”“才绝”“痴绝”，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一代成就最高的画家是陆探微，他所画人物的笔法如刀刻一般，线条运用却“连绵不绝”，有“一笔画”之说。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家宗炳、王微也出现在刘宋时期。梁代最杰出的画家是有着“画龙点睛”故事的张僧繇，他以“善图寺壁”著称，创造了号为“张家样”的佛像楷模，其独创的只用色彩而不用墨骨的“没骨法”对唐朝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影响极大。梁元帝萧绎尤善画域外人的形貌，传世的宋代摹本《职贡图》即为此题材的经典之作。北朝画家中，北齐有被时人称为“画圣”的杨子华，还有善画“曹家样”佛像（梵像）的曹仲达。曹仲达画的人物衣服窄紧，仿若刚从水里出来一般，因而有“曹衣出水”之名。此外，遗存下来的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北朝石窟壁画以其独特的题材与风格丰富着中国的绘画艺术。

有关绘画的美学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出现。东晋顾恺之建立了“传神论”，总结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绘画理论，标志着绘画自觉艺术的成熟。南朝刘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及王微的《叙画》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关于山水画的美学论著。齐梁时谢赫的《古画品录》概括了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准则，并提出传世之“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它对中国绘画的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梁隋间姚最《续画品录》，上承谢赫，提出“心师造化”理论，成为对画家品评的又一专著。

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名画大家以及诸多古典绘画理论，使人物画与走兽画已臻于完善。而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绘画则远未成熟，尚待发展。另外，卷轴画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因而使得书画的收藏欣赏成为现实。

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而跃上高峰，无论在题材抑或是技巧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就。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摆脱了此前山水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幼稚阶段，是中国山水画的一大进步。唐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涌现出许多绘画名家。阎立本是初唐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他的绘画尤其以人物见长，其《历代帝王图》描绘了由汉至隋间十三个帝王的肖像，《步辇图》中表现的是唐太宗接见吐蕃王松赞干布派来迎接文成公主的使臣禄东赞的情景。吴道子是盛唐最杰出的画家，被后人尊称为“画圣”，他将狂草的用笔糅合到人物画像中，并创造了“兰叶描”的线型，因其所绘人物的衣袖、飘带有迎风起舞的动态，故有“吴带当风”之名，现有《送子天王图》（宋代摹本）为后人观瞻。善画“绮罗人物”的张萱和周昉分别有《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作品展现当时贵族生活的场景。山水画在唐代获得了独立地位，并形成两大体系：一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金碧山水”，他们喜用强烈明快的色彩，创造了一整套青绿着色的方法，画面金碧辉煌：二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他不用色彩，将恬静淡泊的诗意展现在画面上，用墨的浓淡自现山水的神韵，苏轼称其画为“画中有诗”，余味无穷。此外，唐代还有鞍马画家曹霸、韩干，画牛羊的韩滉，画花鸟鹤鹰的冯绍正、姜皎、刁光胤等人。敦煌壁画在此时亦发展到极盛，人物造型、布局技巧、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五代十国时，社会虽再度进入裂变，但绘画创作取得的成就却熠耀辉煌，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基础上展现了新的面貌。人物画将宗教神话、历史故事、贵族生活、乡土民风都作为表现对象，出现了周文矩、顾闳中、贯休、石恪等一批名家。其中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人物造型清秀隽美，线条流利圆劲，色彩布施浓丽，竟以孤幅横绝于五代。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分化为南北两支。北方山水画以荆浩为代表，他的画囊括唐人用笔用墨的经验，以全景式布局表现北方雄浑瑰丽的山河，《匡庐图》即为其传世名作。与荆浩齐名的北方山水画家关仝，早年师法荆浩，后形成笔简景少却气壮意长的画风，其流传后世的作品有《山溪待渡图》《关山行旅图》等。江南山水画则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他们运用披麻皴法与苔点相结合的画法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秀色、风雨明晦的自然变幻。代表作品分别有《夏山图》和《秋山问道图》。五代时，花鸟画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以西蜀黄筌、黄居寀父子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一派，和以江南徐熙为代表的“徐家野逸”一派，他们在题材、风格和审美情趣上存在差异，形成了“黄徐异体”的局面，对后世画坛的影响经久不衰。此外，画院在此时期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绘画的观念与风尚。

北宋建朝之初即上承五代旧制，在宫廷内设立“翰林书画院”，并正式将画学列入科举之中。徽宗、高宗时期，宫廷画达到鼎盛。宋徽宗赵佶虽身为帝王，但善工书画，他的《芙蓉锦鸡图》线条优美，色彩艳丽，是宫廷画的经典之作。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创作的兴盛，描绘社会生活的风俗画颇受画家青睐，举世闻名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即创作于此时，此外还有李唐的《村医图》、李嵩的《货郎图》等名作出现。宋代大画家李公麟善画人物，能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精准地表现人物面貌、性格、地域、阶层等特征，现存作品有《维摩居士像》《莲社图》和《免胄图》等。后来的苏汉臣、梁楷也是著名的人物画家，其中梁楷善画减笔人物，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宋代山水画名家辈出，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对自然细微的观察与体验中，运用不同的笔法表现相异的山石树木。李成的寒林平远、范宽的峰峦浑厚、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的青霭云霞各表千秋，令人赞叹。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宋四家”，其中马、夏二人善于利用画面空白表达画外之旨。马远的画集中于一角，夏圭的画集中在半边，于是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在花鸟画方面，宋代还兴起了以梅、兰、竹、菊为代表的“四君子画”，表现文人的节操与雅趣，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那时出现了一支由官僚贵族和文人学士组成的业余画家队伍，他们虽不以此为业，但在绘画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显著特点和突出成就，其作品在当时被叫作“士人画”，后来被称为“文人画”。苏轼最早提出“文人画”概念，又有文同、黄庭坚、李公麟、扬无咎等人活跃于画坛，文人画声名鹊起。米芾、米友仁父子创立的“米家山水”，利用墨与水相互渗透的模糊效果，表现烟雨朦胧的江南山水，这种“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扩大了山水画的表现力度，使山水画更符合文人画的意趣。文人画崇尚笔墨写意，不拘泥于外形刻画，力求达到“得意忘形”之境。苏轼认为观画应“取其意气所到”，米友仁提出“画之为说，亦心画也”表达的均是此意。文人画的出现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突显了水墨画的写意色彩，强调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形式，拓展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将绘画提升为一种纯粹的审美价值。文人画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

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它以金戈铁马征服中原，因而崇尚武力，并将文人列为与娼妓、乞丐等同的卑贱地位。“十儒九丐”是当时文人的困窘写照。由于仕途的失意与心绪的落寞，大批文人士大夫寄情诗文书画，营造精神世界的世外桃源，因而文人画成为元代绘画艺术发展的主流。文人画的山水和花鸟竹石注重水墨写意，强调以书入画，又常常以诗文点醒画意，使得诗、书、画三者相映成趣。在山水画方面造诣较高的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被称为“元代四大家”，他们与在花鸟方面成就卓越的绘画家钱选、柯九思、王冕等共同将文人画推向新的高峰。元代时期壁画盛行，永乐宫壁画描绘的道教神仙朝元盛况，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姿态各异。文人画属意的山水、竹石、花鸟题材也成为元代壁画描绘对象的新宠，壁画中的人物线条继承了“吴带当风”的神韵，又对衣纹做了细化处理，显示了绘画家高妙的艺术成就。

明代是绘画流派纷呈、画家个性张扬的时期。明代早期是宫廷“院体”绘画的兴盛期，“院体”受南宋宫廷画影响颇深，后被明代中期画评家冠以“浙派”称谓，领军人物为戴进、吴伟。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崛起了一个文人画派，叫“吴门画派”，他们继承了元代文人画的传统，以水墨写意见长，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为其主要代表，被称为“吴派四大家”继吴门派而起的画家是董其昌，他倡导文人画，指出绘画的宗旨在“寄乐于画”，反对“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开创了“松江派”。此外，董其昌还提出画分南北宗论的观点，北宗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技法着色山水，下承至宋代马远、夏圭等人；南宗则以王维的笔墨渲染法为尊，传至荆浩、关仝、范宽、董源、巨然及元代四大家，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晚期，文人艺术家用张扬的个性表达着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徐渭、陈洪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徐渭的水墨花鸟极为写意，放笔纵横、不拘成法，用抽象的线条征服自然的物象，其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洪绶善画人物，造型夸张怪异、高度概括，人物个性较为鲜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民间创作的版画和卷轴画发展很快，内容涉及人物肖像、神像、历史故事、民间风俗等，这使得中国的绘画艺术更为鲜活多彩、妙趣横生。

清代以来，由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及一些遗民艺术家逃避现实的消极反抗，画坛出现仿古摹画与怪异创新并存的风气。前者受到皇室的重视，成为当时画坛的正统，代表人物有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即所谓“四王”，加上吴历、恽格，人称“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尊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致力摹古，推崇“元四家”等所谓“南宗”笔墨技巧及绘画意趣。王翚因作《康熙南巡图》而受圣祖康熙赞赏，赐书“山水清晖”；王原祁则奉旨编纂《佩文斋书画谱》，资料详尽，体例精密，是书画史论集的鸿篇巨制。后者以“四僧”即石涛、朱耷、石溪、渐江为主要代表。他们主张“借古开今”、独抒性灵，创作出一系列奇崛豪放、不守绳墨、表白真心的作品，振兴了当时的画坛，也影响着后世的绘画。石涛一生萍踪无定，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以“搜尽奇峰打草稿”名动画坛，并总结出重要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朱耷笔下的草木枝叶，往往下笔寥寥却风骨尽展，他画的鱼、鸭、鸟也常以“白眼向人”，抒发着内心的孤傲与幽愤。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继承了“四僧”的精神，主张艺术革新、张扬个性，艺术上造型突兀。构图简练，笔法刚健，画面另类，因而被视为“怪”。而“八怪”并不仅限于八个人，是指这一批风格相类的画家，包括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鳝、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岩、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清代末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粉饰太平和颐养性情为尚的宫廷、文人绘画日渐衰微。在新开辟的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聚居了越来越多的画家，形成了新的绘画中心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海派代表画家有“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和吴昌硕。“四任”中的任颐（即任伯年）技法全面，人物、山水、花鸟无一不精，有《三友图像》和《紫藤翠鸟图》等传世。吴昌硕将书法、篆刻融入绘画，形成金石意味浓厚的独特画风，经典作品有《桃实图》《墨荷图》《紫藤图》等。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较晚，居廉、居巢首开先河，在二人的影响下，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他们将素描与水彩结合，采用中西合璧的形式，为国画的新突破做出了有益尝试。

民国时期，西洋画开始流行，中西绘画交互影响，中国绘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齐白石承前启后，既继承了金石书画的传统，又兼有乡村生活独特的题材。他的鹰、虾、鱼、蟹以简约笔墨状传神物象。显示了高超的笔墨技巧。徐悲鸿精通国画与油画，以擅长画马而极负盛名。丰子恺的画用毛笔简单勾勒出线条， 自称其为“漫画”。他的画作对古典诗词意境的把握相当精准，《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无言独上西楼》为其经典之作，儿童生活也是丰子恺绘画所着力表现的内容。此外，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等皆各具特色，对今日画坛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