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大师——和平与文明的使者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并愿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分享文化发展成果。唐朝时，中国文明空前发展，而邻国日本相对比较落后，处于学习者的位置。很多中国人为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唐玄宗时期的高僧大德——鉴真大师，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鉴真原姓淳于，十四岁（一说十六岁）时在扬州出家。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开元元年（713）鉴真已精通佛教律宗学说，并成为当时有名的和尚，他回到扬州任大明寺主持。鉴真以扬州为中心进行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请鉴真大师去日传戒。他们向鉴真介绍，当时的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且缺少合适授戒名僧。于是恳求鉴真帮助，同去日本弘法。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决心帮助他们。当时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且政策上也有很大困难，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他的感召下，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当年冬天，鉴真携弟子以及日本僧人准备东渡。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由于被人诬告与海盗勾结，鉴真等人被地方官员拘禁，第一次东渡失败。不久，鉴真个人出资买下一条退役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弟子十七人，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第二次东渡遂结束。第三次、第四次东渡则由于中国僧人极度挽留并告知官府拦截，未能真正成行。

鉴真的第五次东渡更是凶险。天宝七载（748年）六月，鉴真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再次东行。船出长江后遇大风，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很快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振州，也就是今日的海南三亚。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北返路上，日本僧人荣睿在端州（今广东肇庆）病故。经韶州（今广东韶关）时，另一位日本僧人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屡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不久，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在一系列打击和挫折面前，鉴真东渡的决心更加坚定。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淹留中国多年的普照也从余姚赶来。航行途中，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剩余两舟一舟触礁。天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753年），经四十多天的海上颠簸，鉴真终于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759年，鉴真弟子在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建成“唐招提寺”，鉴真移居于此。淳仁天皇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祖国所在的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鉴真不仅到日本传法，成为日本律宗初祖，还为日本带去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在医药、书法等方面，对日本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今日的唐提招寺是日本国宝级的文物建筑，它所承载的鉴真东渡弘法的感人事迹一直留存在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