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革命爱情

“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

这摘自于邓颖超1988年为纪念周恩来而写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文章中，邓颖超这样描述两人的爱情：“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的两人都没有考虑恋爱和结婚的问题，周恩来还主张独身主义。两人彼此之间，一直都是非常自然地交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两人建立起非常纯正的革命友谊。后来，周恩来远赴欧洲，两人在通信中不断增进了解，也增进了感情，特别是两人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后来这份友谊发展成了革命青年之间的爱情。1925年，两人在广州结婚，之后又分别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周邓之间的爱情，怀着家国天下的情怀，也充满了对革命的执着。长征的时候，条件十分恶劣，加上周恩来为党务军务操劳，常常是整夜不眠，终于累坏了他的身体。在周恩来病重之际，中央特意把邓颖超接来照顾。她三天三夜守护在周恩来身边，靠着冰块局部降温的方法，令周恩来退去高烧，转危为安。两人相互扶持，战胜了身上的疾病，和红军一起胜利到达了陕北。陈赓曾戏言：这是爱情的力量。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之间的感情无论多么深厚和亲密，他们自始至终都公私分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在西花厅办公。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是他的挚爱伴侣，又同是中央高干，自然也住在这里。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总是主动回避，总理也从不与邓颖超多讲一句有关工作上的话。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手里一把，秘书和警卫各一把，邓颖超没有。不光如此，如果邓颖超有事需要进办公室必须要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属于公家，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公私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无论妻子对丈夫多么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

周总理曾在与侄女的交谈中，专门提到自己和邓颖超的感情：“当年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险阻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