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一

中药基础知识

实用中药是以研究中药基本理论为基础，主要介绍各种中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应用等实用知识的一门课程。

中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在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昌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药材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仅古籍所载就有3000种以上，发展至今已达12 800余种。中药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

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总称。其大多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少量为化学加工品。“中药”一词，在《辞海》、《辞源》中无收载，历代医药书籍也均未提及。中药在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的著作中被称为药，或称为药物；记载中药知识的书籍，由于中药的来源是以植物药为主，故称为“本草”。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医药学不断传入我国，国人便将西洋医药称为“西医”、“西药”，而将祖国传统的医药冠以一个“中”字，称为“中医”、“中药”，亦有称为“国医”、“国药”，以示区分两类不同的医药学体系。

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与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步，是漫长而悠远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起源、奠基、充实、成熟、现代发展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古代记载中药的著作——“本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中药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药的起源

从远古时期到先秦时期是中药的起源阶段。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以采食植物和渔猎为生。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的食物可口，有的苦涩，有的甚至会引起呕吐、麻木等现象，而有的食物可使原来的腹痛、昏迷等病痛得以缓解。经过长期反复的尝试，人们逐渐掌握了一些食物的性能，并开始有意识地避免中毒或用来解除某些病症，药物因此而产生。汉代《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们认识药物的过程。古人通过反复积累，从无意识的偶然体验，到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

药物是在人类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产生的，饮食方式的改进，如火的应用，烹调术的进步，酒、醋的发明，催生了早期药物加工、应用技术，出现炮炙、配伍和汤剂、酒剂等。“药食同源”是对中药起源的概括。

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也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先秦时期未有本草出现，但已有了药物知识的文字记载。《诗经》记有50多种植物名称，为后来本草收载；《山海经》载有中药120余种，并明确提出了它们的功用。《五十二病方》载方280首，涉及药物247种，对药物的炮制、制剂、配伍、禁忌等亦有记述。这个时期有关药物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为以后本草时期的出现和中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古本草学时期

春秋战国至明清朝代，随着临床治病实践经验的积累，在文化、经济、哲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经整理充实而发展成熟。在此时期，涌现出很多的医药学家，出现了大量的专门记载药物的著作“本草”。本草记录着我国人民发明和发展中医药学的宝贵经验与卓越贡献，既是我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又是研究和发展中药的基础。

秦汉时期

秦汉之际，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西汉时期已有药学专著出现，从《汉书》中的有关记载可知，西汉晚期不仅已用“本草”一词来指称药物学及药学专著，而且拥有一批通晓本草的学者。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成书大约在东汉末年（约公元2世纪）。全书共三卷，序例部分简述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剂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药的理论基础。各论收载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类，载药365种，以上、中、下三品分类，每药之下，依次介绍正名、性味、主治功用、生长环境，部分药物之后还有别名、产地等内容。该书系统总结了汉代以前我国药学发展的成就，被奉为四大经典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末以来医家应用的药物种类日渐增多，本草著作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魏晋南北朝时期本草代表作为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全书七卷，除对《本经》条文逐一注释、发挥外，又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合药取量、诸病通用药及服药食忌等内容，大大丰富了药学理论。在各论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将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七类。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补充了《本经》，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本草学成就，初步确立了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写模式，对本草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南朝刘宋时期雷敩著《雷公炮炙论》，叙述药物经过适宜的炮制，可以提高药效，减轻毒性或烈性，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也标志着本草学新分支学科的产生。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日渐繁荣，交通、外贸更加发达，从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日益增多，医药学有了较大发展。医学教育开始兴盛，太医署内设有主药、药园师等药学类专职。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由李勣、苏敬等主持编纂的唐代本草代表作为《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全书共54卷，收载药物844种。书中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开创了图文对照法编纂药学专著的先例。该书的完成依靠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充分的人力物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政府颁布的药典《科德药方书》早887年，被今人誉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该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药学成就，很快流传到国外，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编写的《本草拾遗》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又将各种药物功用概括为十类，即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种，为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奠定了基础。

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已专设食治篇。由孟诜原著，经张鼎改编增补而成的《食疗本草》，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营养学和食治经验。李珣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了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

宋金元时期

宋代雕版印刷的应用，为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本草书籍的修订，仍以国家规模进行，大型官修本草如《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等。宋金元时期本草的代表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作者为北宋名医唐慎微。全书共33卷，载药1746种，附方3000余首。该书图文并茂，方药并收，医药结合，体例上严谨有序，保留文献的原来面目，集宋以前本草之大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直至现代，它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本草十分宝贵的资料。

北宋时期，国家药局的设立，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公元1076年，宋政府在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之后发展为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以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药局的产生促进了药材检验、成药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并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金元时期，医药学界的学术争鸣促进了药学理论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本草著作多出自医家之手，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的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东垣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这些本草著作发展了升降浮沉、归经等药性理论，并注重药物奏效原理的探讨。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消极影响。元代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食物营养、疗效食品、食物效法的专著。书中对养生禁忌、妊娠食忌、营养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等都有论述，并且记录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药，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

明代，随着医药学的发展，药学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积累，沿用已久的《证类本草》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著成《本草纲目》（简称《纲目》）。全书共52卷，约200万字，载药1892种（新增374种），附图1109幅，收方11096首。其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各论按自然属性分列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细分为60类，每药按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纲举目张，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完备的分类法。该书是我国16世纪以前本草学成就之大全，而且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被誉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并先后被译成拉丁、法、英、日、俄等种外文版本传播海外，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

清代的本草著作数量众多，代表作为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简称《纲目拾遗》）。该书在广泛收集民间草药和外来药的基础上撰成，成书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全书共10卷，载药921种，新增716种。同时又对《纲目》不详之处加以补充，误处给以订正，不但总结了16～18世纪本草学发展的新成就，而且保存了大量今已散佚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明清时期对本草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一是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如明·兰茂的《滇南本草》，是云南地方性草药专著；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是明代影响最大的炮制专著。清·张仲岩的《修事指南》，为清代炮制类专著；郑肖岩的《伪药条辨》为辨药专书；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是一部较好的食疗专著。二是清代实用本草的出现，如汪昂的《本草备要》，撷取《本草纲目》中的精粹编撰成节要性本草；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是在《本草备要》的基础上加以重订而成的药物学著作。该书在近代本草学著作中流传较广有一定学习和临证参考价值。

历代主要本草列简表予以归纳，见表1。

表1  历代主要本草著作

书名及其别称	作者	成书时间	载药种数	价值意义
※《神农本草经》 （《本经》）	—	东汉末年	365	现存最早的本草，概括了早期药学理论和经验
※《本草经集注》 （《集注》）	陶弘景	南北朝梁代 （492—500年）	730	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全面系统地整理、补充《本经》
《雷公炮炙论》	雷敩	南朝刘宋 （420—479年）	300	现存最早的炮制专著
※《新修本草》 （《唐本草》）	苏敬等	唐（659年）	844	最早具药典性质、图文并茂的官修本草
《食疗本草》	孟诜	唐（686—713年）	260以上	早期食疗专著
《海药本草》	李珣	唐（757—779年）	124	早期南药与海外输入药专著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证类本草》）	唐慎微	宋（1082—1094年）	1746	综合性本草巨著
《饮膳正要》	忽思慧	元（1314—1320年）	—	食疗专著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明（1578年）	1892	收载全面的综合性本草巨著，被誉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
《滇南本草》	兰茂	明（1465—1488年）	448	地方性草药专著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清（1765年）	921	《本草纲目》的补充
《修事指南》	张仲岩	清	232	炮制专著
《伪药条辨》	郑肖岩	清（1901年）	110	真伪鉴定专论
《随息居饮食谱》	王孟英	清（1861年）	331	食疗专著
《本草备要》	汪昂	清（1694年）	478	常用药简明本草
《本草从新》	吴仪洛	清（1757年）	720	在《本草备要》的基础上加以重订

说明：标注※的本草为中药发展上六部重要的本草。

三、现代中药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医药大量涌入我国，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近2个世纪的研究与发展中药过程中，在遵循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引入了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如生物学、化学、药理学等方法，中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国期间，曾出现过全盘否定传统中医药的思潮，但在医药界有志之士的抗争与努力下，中药仍有所发展。其间，陈存仁主持编写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辞典。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统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方针与政策，促使中医药事业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本草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家和各省市中医药研究院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相继成立；1978年以来，先后设立了中医药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从而形成了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药的科研条件逐步完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1953年起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至2015年已有10版。自1963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为中药部分。每隔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修订颁布新版本，使中药的标准逐步完善和提高。

随着中药事业和学术的发展，新的中药学著作大量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写的《中药志》，原分4册，修订后为6册；江苏新医学院的《中药大辞典》上册、下册及附编，载药5767味；《全国中草药汇编）上册、下册及图谱，载药3786种，彩图1152幅；《原色中国本草图鉴》25册，收载彩绘中药5000种；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编纂的《中国民族药志》，首次介绍多民族药物1200种。

1999年9月出版的《中华本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编纂，南京中医药大学总审定，全国63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500余名专家参加，历时10年完成。以继承发扬、整理提高为宗旨，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医药结合、多学科协作，系统总结了我国2000多年来本草学成就并反映当代中药学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中国传统药学之大成的巨著。全书共34卷。前30卷为中药，分为19册，收载药物8980味，插图8534幅，篇幅达2808万字；中药部分总论1卷、药物26卷、附编1卷、索引2卷；涉及中药品种、栽培、药材、化学、药理、炮制、制剂、药性理论、临床应用等中药学科的各个方面；后4卷为民族药，分为藏、蒙、维、傣药各1卷。《中华本草》对中华民族2000余年以来的中药学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研究，既对古代本草文献认真查核、翔实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对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治疗、资源开发及新药研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而且对中药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中药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药的现代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并促进了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我国70年代在中药青蒿中成功提取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青蒿素研究负责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科学类诺贝尔奖，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