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夭折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二章第三节

2.主要内容：

（1）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

（2）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2.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戊戌运动的过程，意义和结果，了解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所做的探索和努力，认识到资产阶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理解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3.情感目标：

理解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课堂导入】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同时，由于甲午战争惨败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

一、戊戌维新运动

1、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与此同时，19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并很快得到传播。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并在1898（农历戊戌年）年达到高潮，发展成为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2、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这场由民族资产阶级发起和领导的维新运动，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其中，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向世人宣传维新主张：

一是，向皇帝上书。康有为等先后7次向当时的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中国被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可以说，这次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二是，著书立说。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如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同一时期，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

三是，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康有为向光绪地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

四是，办学会。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组织学会。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

五是，设学堂。为了培养维新骨干，维新派还设立了学堂，招收学生，讲授维新思想。重要的如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

六是，办报纸。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时期，影响大的有：在上海，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在天津，由严复创办了《国闻报》；在海南，由谭嗣同创办的《湘报》等。

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总之，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社会上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使得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

3、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于是，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从而形成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王国，不可变法”。在他们看来，变革祖制是比国家危亡更为可怕的事。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变者，古今公理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康有为说：“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因此，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图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对此，顽固派和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如果“议院设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实行君主立宪必将使“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是“治国之大经”，“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三世”进化理论，认为“据乱世”是“多君为政之世”；“升平世”是“一君为政之世”，其间分为君主与君民共主两个阶段；而“太平世”则是“民为政之世”。因此，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演进，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顽固派认为，西学是“奇技淫巧”，反对西学。洋务派则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三纲五常等不能触动。维新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校、兴西学。

这一场维新派与守旧派的争论，实质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4、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当年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3次向光绪上书。在书中，他向光绪皇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皇帝的震动很大。此时的光绪皇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也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其主要内容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以及力行保甲制度，等等。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尽管变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在许多方面对封建制度都有所触动，这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第4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3道谕旨：革去光绪的智囊、帝党中坚翁同龢一切职务，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要向太后谢恩；任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

为了克服后党的阻力，反击后党的进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六人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7日，又将对抗变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帝、后党斗争白热化。慈禧太后加紧策划政变，派人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准备于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政变已呈密云欲雨之势。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六君子

1、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改革失败了，但在政治、经济领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维新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痛切的鞭挞。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他们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膸、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在思想学术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除了社会政治思想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在文学艺术领域，黄遵宪法成为“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规定教学内容上应博采西学，考试内容上改试策论，同时拟普遍兴办学校。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也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已30多家，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改变了社会风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

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2、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弱点和遇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维新派的自身弱点主要表现在：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制度。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没有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而是希望通过改良，与封建统治阶级分享政治权力，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虽提倡西学，但仍然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为旗帜，以实现“托古改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维新派幻想西方列强帮助自己实现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其结果必然落空，归于失败。

再次，害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他们不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而也就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落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失败结局。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同时还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在不推翻反动的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使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是不可能的。  戊戌变法失败的血的教训，也促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放弃改良，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久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