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第18版问世之后，新曲线出版公司总裁刘力先生和副总裁陆瑜女士，在第一时间就亲送英文原著来到北大与我商谈翻译问题。美国麦格劳一希尔出版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姜_先生，本书第16、17版的外方策划人之一，也多次来电话表示关切。

印制精雅的原著之所以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很久，是因为国内外基础教科书激励模式相去甚远。半个多世纪以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每隔3年就是1版，且数百所大学的师生一直参与提供修改建议和新鲜素材。而在国内大学中，基础教材各大学都强调自编自著，翻译一般都不算“有效成果”。十年前我接手之前，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至多是隔版（也即6年）才译1次。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该书在国内仅有3次被全文翻译和出版，尽管在那以前她已经有过15个版本！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书作者和中译本策划人从第17版开始就一直力主由我一个人翻译。这当然会让我犯难。其实由于TA和RA制度，国外教授的许多工作也都是由自己的研究生大力协助而完成的。

近十年来的3个版本，我们是每版都译且每次都成套推出，这对于译者显然是一个重负。身处藏龙卧虎的“一流大学”，且不说需要奋力“教书育人”和“著述立说”，单是各种硬性的“需要用心的工作”就委实林林总总：教学迎评、项目跟踪、成果报选、外事出行、岗位述职、会计财务，等等。外国教授（如诺德豪斯夫妇）曾睁大眼睛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这次第18版的翻译本和注释本还需要同期进行且首推后者。这种“有点倒作业的模式”对于译者的注意力分配、质量把关乃至“更上一层楼”的报负等，显然都是一种加了码的新挑战。

参与会战的主力基本上是我在北大指导或授课的世界经济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天资聪慧、基础厚实、素养良好、精度较高。初稿收齐后，我不得不深感青春年华之弥足珍贵。英文中bachelor—词，不仅是指一种学位，而且还有unattached和unmarried的含义。可见，主选正在兴旺时期的年轻人，的确可谓一种明智，尤其是在“新经济”时代。而这一点说到底还真得感谢搜狐的CEO张朝阳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海归”创业的时候，曾邀请我担任他的网络经济顾问。而那时其团队乃至骨干分子的年轻程度，就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经典教科书文字翻译工作的责任和艰辛，我在过去两版的后记中都曾提及。单是一个“inowls”（大意：陷身于猫头鹰的团团包围之中），就曾经让我辗转反侧过多个夜晚。如果说上两版的翻译曾经花白了我的头发和损伤了我的腰椎，那么这次翻译本和注释本的同时操作则让我创下了一个小小的记录：2007年春节前后的3个月内，我1个人就曾用坏过3只鼠标！

一个君子不齿的花絮是，本书翻译正好平行地赶上中国百年不遇的“大牛市”。“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而你却在这里默默地死去！”没有办法，一心不能二用。要想得到“提款机”的好处，就得付出“绞肉机”的代价！而一个需要潜心笔耕的人哪里还能有多少肉可绞？更何况，长期中规中矩的思维习惯也会令恪守价值的学者难以放马一搏。于是乎，马克思“穷”，凯恩斯“富”，而译者只能落得“家人冷嘲热讽”。

诚然，翻译萨缪尔森也给我带来过好运。被相中担任“创了若干纪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的电视实况转播的首场点评专家，也许就可谓突出的一例。萨缪尔森是第一个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奇迹”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经济学家要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还很有点困难，至少我本人是绝无指望。因而，在“知天命”多年之后，且在最庄重的场合，能为蒙代尔、纳什和福格尔这等国际顶级学者在千百万电视观众眼前那么“比划”一阵，当然是译者一生难逢的荣耀。这也许是译者竭尽愚钝、甘之如饴、继续革命的注脚之一。当然，多年来读者关爱、朋友欣赏、同行认可和其他情结也显然是一种难以闪避的鞭策：“我们都是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的一代人!”。

连续3版的翻译，肯定有不少需要交代的地方。其一是“goods”的翻译。“物品”、“产品”、“财货”，译法很多。我们一直采用“品”。私人品、公共品；益品、害品、劣品、良品、基芬品。其二是“inefficiency”的处理。我们认为这个词比较活，有时是“非效率”，有时是“无效率”和“低效率”，前者包括后两者，抽象层次也稍高一点。其三是“marketfailures”和“governmentfailures”。读者通常见到的多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我们的翻法是“市场不灵”和“政府不灵”。多年这样坚持的理由是，“失灵”的前提是“应灵”，而这显然违背原意。“不灵”看似全盘否定，但细究起来则不然。因为“不灵”有单复数，具“可数性”，加之上下文和常识都在强调市场功能强大，因而很难有较大的误导。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和处理，翻译本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再次声明会始终尊重与认可其他的译法。

困惑与遗憾之处肯定不少，一个典型的问题是“payofftable”的翻译。这个术语本应该理解和翻译成“回报矩阵”，才不至于让读者黑白反向和明显别扭。但该词长期以来一直被译成“支付矩阵”，约定俗成、根深蒂固，致使我们至今仍然未敢擅动。其他未能尽心尽意或错误疏漏之处，译者也就便在此恳请读者一并留意和不吝赐教。在前两版的后记中，译者都曾有这样的感叹：“在经济转型的岁月里，在自由骑士难免的集体行动中，精品总是需要千呼万唤的。”限于时间和能力，译者再次恳请各位切勿过于寄予厚望。

第18版经济学中译本的具体分工如下：张娴（前言，经济学与互联网，第17章、第32章），萧剑犁（第1章、第16章），黄宏兴（第2章、第31章），胡翠（第3章、第18章），张宁（第4章、第19章、第34章），崔婧（第5章，第24章），陈敏杰（第6章、第25章），陈志杰（第7章、第26章），张薇（第8章、第21章、第33章，专业术语表），乔乐（第9章、第23章），黄丽真（第10章、第20章），李淑萍（第11章、第27章），韩京艳（第12章、第28章），潘醒东（第13章、第29章），杨丽花（第14章、第30章），朱至瑜（第15章、第22章）。全书翻译的指导、审校和润色由萧琛教授承担。而

在团队的沟通和协调等方面，黄宏兴则出色地发挥了作用。

本书前面较大的照片是今年5月底译者团队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合影。其中西班牙的阿伯特和刚果的蒙得利分别是我的高访进修学者和博士生。他们也尽力参与了团队大量的教研活动。已经毕业的蒋景媛同学在“注释版”和“教学指南”中均有重任。还有两幅较小的照片分别是第16版和第17版译者团队的照片。后来者永远有幸地站在先行者的肩上，附上这两版译者的照片不仅应该而且必要。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以来，时光不觉已经逝去了十年，“当年燕园桃李杏，今日华夏竹梅松！”

不妨允许我在此提请各位默哀片刻：中国最早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高鸿业先生，已于今年晚春时分离开了我们。十年前他曾在北京翠宫饭店出席过我们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他那刚健有力的发言和炯炯有神的目光，至今仍然、并将永远深深地映刻在与会者的脑海中。

本书能如期出版，除了新曲线公司的刘力先生和陆瑜女士之外，责任编辑高雁和周敏芳两位女士的劳动也需要特别地致谢。她们高效率的劳动和忘我奉献的精神，应当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敬重。北大今年九十高寿的胡代光教授、已过八十五寿辰的范家骧先生，经济学脘吴树青教授（前北京大学校长；）、前院长晏智杰教授、现院长刘伟教授、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黄桂田教授，社会科学学部部长程郁缀教授，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原法学院院长）吴志攀教授，还有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这部经典教科书的翻译工作。范先生近年还老当益壮地出版了一部研究萨缪尔森《经济学》的专著。校外的经济学教授，如复旦的洪文达先生、华民教授，人大的杜厚文先生，南开的薛敬孝先生，浙大的张小蒂教授等等，也都曾对本书有过特别的指点与关注。

清华、人大、北师大、外经贸大、中财大、北工大、中政法大、首经贸大、首师大，复旦、。南开、武大、中大、吉大、辽大，南大、浙大、厦大、川大、山大、云大、兰大、黑大、藏大，上海财大、南京财大、西南财大、河南财大、安徽财大、贵州财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河北大学、海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嘉兴学院、毕节学院、延边科技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的同仁好友和莘莘学子，多年来海纳百川慷慨错爱，常有难得的高见和友善的鼓励。这些学校的一些锐意创新的教师还让学生用中英文对照的方法来使用这本教科书。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曾多次为本书举行过相应的学术活动。CCTV、CETV、BTV、《人民曰报》、《中华工商时报》、《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中国大学生》杂志等，都曾有正面的报道或中肯的评论。

在新一版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问世的今天，请允许我代表翻译团队全体成员，向以上所提到的学府、传媒及其学者专家，乃至其他关心过此书的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萧琛

2007年10月14曰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