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译文
啊！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的道理，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人为的缘故吗？探究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传言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曾把三支箭交给庄宗，并对他说：“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扶持的，契丹与我结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给你三支箭，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心愿。”庄宗收下箭藏在宗庙里，此后打仗时，就派官员以少牢之礼祭祀于宗庙，恭敬地取出箭，放入锦锻织的袋子里，背着它冲杀在前，等打了胜仗，又把箭放回宗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放着梁王君臣的头颅，进宗庙，把箭交还先王，禀告报仇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他意气之盛，可以说是豪壮啊！等仇敌已灭，天下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叛乱的人四方响应，庄宗慌张东逃，还没等见到敌人，官兵们就离散了，只剩下君臣互相瞧着，不知投奔哪里是好，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沾湿了衣裳，这又是多么衰败啊！难道真是得天下难而失天下易吗！还是推究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人为的缘故呢？
《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好处。”忧患与勤劳可以使国家兴盛，贪图安逸享乐可丧失性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气势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无人能同他对抗，等到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为天下人所耻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难道仅仅是伶人的事吗？于是作《伶官传》。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史论。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镜，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此文写作特点除如上所述的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论证透辟，层层递进外，文中语言的运用亦颇具特色。首先是感叹词句的多次运用，使文章一唱三叹。如开篇之首，作者即发“呜呼”之慨叹，此种开篇法在他的《新五代史》中屡见不鲜。依作者看来，五代如春秋，为乱世，可叹者甚多。除篇首外，作者于文中亦曾多次发出深沉的感叹，这样作序，是继承了《史记》、《战国策》序文的传统笔法，于叙事，议论中夹着感慨，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见解和态度。或褒或贬，于欷歔中昭然可见，浓烈的感情色彩，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与说服力。其次，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特色，是既摒弃了骈文追求词藻华丽矫揉的浮靡之风，注重文字的平易晓畅，简洁生动，又吸取了骈文的长处，利用声韵和对偶词句使文章具有浓郁的诗的韵味，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令人进入美的意境，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在描述庄宗意气之盛时，语气舒缓沉稳，透着褒扬。而在叙述庄宗衰败之时，语气忽转促急，多用四字句——“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读来节奏明快，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流畅中分明透着凝重哀惋，增强了感叹的气势。另外，对偶词句的运用在文中比比皆是，如盛与衰，得与失，天命与人事，难与易，这些对偶词句的运用，使文章韵律节奏匀称，文字简洁有力，哲理性强。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1、作者从庄宗得失天下的史实中得到了怎样了结论？以问句结束有何作用？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结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哉？”
作用：引人深思，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的治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启发人们通过历史看到现实，告诫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
对于我们同学来讲，这句话也是很受用的。祸患常常是由平时不注意的细节积累造成的，即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命运（适当举例说明）；“溺”，沉溺，溺爱，如果一个人的所钟情和溺爱往往会限制他才能的发挥，比如无节制上网。因此，我们要经常注意身边那些小的祸患，不要掉以轻心，否则会积成大祸，对事物的钟爱要适度，不然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影响自己才能的发挥。
2、《五代史伶官传序》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作者是怎样论证的？
中心论点：国家盛衰主要在于人事。
论证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记叙后唐庄宗继承父志，用兵而成，说明忧劳可以兴国；二是记叙天下已定，庄宗反因贼乱而仓皇东出，说明逸豫可以亡身。
1. 学习通过正反说理突出中心论点的写作方法。
2. 理解本文先提出论点，然后运用事例，步步深入地进行论证的写法。
3.懂得“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的道理。
掌握正反说理突出中心论点的写作方法。
文章借古讽今的手法和对北宋统治者的劝谏。
一、导入：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
魏征对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选自《资治通鉴·唐纪》）
【注释】①上：指唐太宗。②草昧；此指开创国家。
究竟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呢，太宗的两位贤臣似乎很难达成一致看法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去找北宋史学家、文坛泰斗欧阳修去问个明白。请大家翻开教材，今天我们学习他的一篇重要史论——《伶官传序》。
二、解题：
《伶官传序》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短序。《伶官传》是一篇合传，写了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从谦四个伶人。伶，乐工，艺人。后唐庄宗李存勗宠幸伶人，让许多伶人做了官，这些人擅权乱政，使后唐朝廷上下离心，互相猜忌，祸乱不息，终成叛逆。
三、分析：
（一）自读课文，思考：
1．本文的论点是什么？（用课文的原话回答。）
明确：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2．追问：作者立论的依据是什么？
明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概括：通过庄宗李存勖“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3.通过课文大家推知本文运用什么论证方法？
明确：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
（二）再读课文，思考：
1.作者是如何来写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
明确：由时间理出过程，概括出和庄宗有关的时间点和相关事件。
2.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上，在庄宗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请同学们用课文中的话概括。）
908年（23岁），接受遗命，“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912年（27岁），灭燕，“系燕父子以组。”
923年（38岁），灭后梁，“函梁君臣之首”，建后唐；
926年（41岁），身亡，“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3.追问：从这四个时间节点上的四件大事来看，庄宗的人生其实就是两个过程。
明确：庄宗得天下用了15年的时间，而失天下只有3年。
4．再追问：作者认为庄宗的“盛”是由于什么原因，“衰”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用课文中的话来回答。）
明确：“盛”——“忧劳可以兴国”
“衰”——“逸豫可以亡身”。
四、研读思考
1.问：既然已经强调了“盛衰之理在于人事”，为什么在第四段中还要加上“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哉？”这一结尾？
明确：引人深思，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仅是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道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使文章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问：作者为《伶官传》作序，却很少直接写伶官们的事，是否文不对题？
明确：实际上两者有内在联系。因为伶官的事迹在传内已作了详细叙述，不必重复。庄宗的衰败正是由伶官所引起，作者以历史为鉴，就伶官乱政误国之事评述国家兴亡盛衰之理，以史论事，内容联系很紧密，重点落在庄宗盛衰的史实和评论上。文章最后也提到“数十伶人困之”的事实，使伶人的作乱和后唐的盛衰直接联系起来，这样扣住了题意，突出了中心。
3、问：身处北宋中叶的欧阳修，为何要编《伶官传》并作序？
明确：以史为鉴，启发人们通过历史看到现实，告诫后人尤其是告诫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作者以李存勖从建国到亡国亡身的历史史实为依据，提出了一切盛衰兴废都在于人事的观点，通过对庄宗盛衰的对比，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并由此引申出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警醒作用的“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教训，那么学过本文之后，同学们你们得到了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