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七章第三节

2.主要内容：

（1）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2）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3）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对解放战争的学习，使学生明白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2.能力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

3.情感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原因

【课程导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出现了暂时和平和国共两党两种力量相对均衡的局面。正是这样的时刻，一时为中间党派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机会。中间党派幻想利用共产党来压国民党向资产阶级让步；利用国民党来限制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发展，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道路在中国行不行得通？我们首先来看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张澜当选为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亦称第三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2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二) 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特性

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革命、爱国的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前进的盟党。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人士以及其它爱国民主人士，也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中共党员参加，因此民主党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统一战线性质。所以，它较一些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更有进步性和革命性。但也由于它的阶级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性；由其阶级联盟性质所决定，在它的内部也就存在着中国三种政治力量、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分野。随着历史演进，这种分化愈加明显。以上特点，也必然反映在民主党派的纲领中。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在抗战胜利以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一) 民主党派的纲领

民主党派的最高纲领是建立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是其领导人参照世界一些国家经验选择的使中国现代化的“理想模式”，目的是把中国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不合时代与国情的要求，因而是无法实现的。它的最低纲领，也即其最迫切、最现实的反帝爱国、吁求民主的纲领，与中共的新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又由于它们后来都有接受中共领导的愿望，因此就出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两者长期合作的可能。

在新中国成立前，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主张学习、效法英、美等国，实行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在经济上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通盘计划下，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在文化上主张保持中国传统又兼采世界新潮(表现形式有“全盘西化”、“中西互补”、文化保守主义等)，尤其强调思想、学术的自由。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对苏、美实行“等距离”外交。此外，它们反对、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主义，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国计民生的操纵和经济掠夺，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反民主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和科学；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卖国的方针，要求民族独立等。以上诸点，有些是做不到的，但从总体上看是有进步意义的。

中国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当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不同，但各民主党派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它们开展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内战的运动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理所当然地得到共产党支持。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孤立共产党、愚弄国内外舆论视听，也作出某些“让步”的姿态。这样，使这一派人出现了促使政协会议通过一部英美式宪法以实现自己理想的幻想。于是，旧政协的那些日子就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间势力最为活跃的阶段。

(二)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

　　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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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中间道路又称“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主张以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为模范，实行英美式宪政，建立西方国家的国会制、内阁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当重庆政协会议通过民盟所提出的以实现国会制、内阁制为内容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时，他们欢欣雀跃，把它说成是中间路线的伟大胜利，甚至宣扬中间路线就是政协路线。为了争取把中国变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45年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这三个文件是民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完整方案。大会的政治报告说“从国际以及国内的形势来说，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是民主”，中国民主同盟“当前唯一的责任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报告认为“人人有了自由平等这些权利，人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人人能够达到做人的目的，人人得到最大的发展，这就是民主”。“民主的政治经济必定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全体人民的经济”。这里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是超阶级的、抽象的，所谓“全体人民”的民主也不是人民民主，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但民盟的政治报告把民主看成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让人人做自己的主人，从此观点出发，民主的要求只是要解决在有生存、言论、工作等一般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不是也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问题。另一方面民盟的政治报告也没有说明各阶级在民主国家中的地位，而此乃决定国家性质的关键问题。纲领虽然强调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权永远属于人民等主张，但并没有对人民进行阶级分析，不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样建立的国家不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盟纲领还规定了国家政权的形式，是要实行英美议会制度。规定县设县议会，省设省议会，中央设国会作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组成。参议院由各省议会及少数民族自治单位选举，众议院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对众议院负责等等。民盟声明，要把中国造成这样一个“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

其次，在经济制度上，强调确保私有制。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间派的经济政策与这一要求相吻合。在土地问题上，他们要求解决解决土地问题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又反对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民盟《纲领》规定，“国家在农业上应先实施减租，切实保障贫农的土地使用权，……并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凡超额之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定程序征购之，而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对封建地主的土地只提出减租，采取征购多余土地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这就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而在此条件下谈土地国有化，只能是个空想。民主建国会在它的经济纲领中，特别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同时，集中力量，用公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以解除农民痛苦，并扫除国家工业化的障碍”。“在关税问题上，一方面强调关税政策应保护中国民族工业利益，不能无限制地让美国货倾销于中国；另一方面又主张保护关税要温合，有节制，指出要完成工业化，不能欢迎外人的合作，把国际竞争带到大门里来”。对于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认为“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之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会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能加以控制与操纵”。从上述主张中可以看出，其内容都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纲领。

最后，在实现政治路线的方式上，中间路线者主张走所谓和平、渐进、改良的道路。而反对暴力革命。他们宣称“间路派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他们反对共产党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认为这是“拥军自卫”，主张国共两党同时“解除武装，改变性质”，从有武装的“特别政党”变成无武装的“普通政党”。他们宣传“反对现政府一切违反多数人民利益的政策和行动，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向政协道路”。

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一种政治幻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道路的延续和发展。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二)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一个捏造的“中国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所谓新政治观察家谈话。诬蔑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为中共所控制，为镇压民主党派制造舆论。7月初，在国民党公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后，又声称民主党派只要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一律格杀勿论”。10月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27日，国民党政府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取缔，并对民盟人员进行迫害。其他民主党派也随之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民盟被迫解散，表明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下，中间阶级要求用和平的方法进行政治改良，在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民主党派及其成员，使他们认清了要在中国争得人民民主，只有同共产党紧密合作，用武力来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使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士认识到，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三)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国民党政府对民主党派的摧残和迫害，进一步促进各民主党派的新觉醒和新联合。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汇集到香港，酝酿开展协调一致的联合斗争。1947年11月，国民党的民主力量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并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1948年1月5日，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邓初民等在香港举行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指出，民盟过去“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自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会议公开声明，民盟要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实行亲密合作，共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而斗争。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