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学习指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九章第二节

2.主要内容：

（1）大跃进及其纠正

（2）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3）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大跃进”的主要内容及危害

2.能力目标：  了解我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3.情感目标：如何认识我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和成就和所犯错误

【课程导入】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内存在两方面的情况影响着对此问题的探索：一是对形势的估计，此时党一方面对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另一方面又对国际国内形势过于乐观，这种估计容易导致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实质为速度）上认识存在着分歧。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因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候，从1957年开始发生了曲折，并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一五”计划又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也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产生了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估计严重不足的问题，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和中小型企业要坚持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八大二次会议完全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做法。会后，全国掀起了宣传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为“超英赶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

人民公社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是试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１０７０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2、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倾问题。从1958年冬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七、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当时主要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一定程度制止了“共产风”的泛滥；二是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标的歪风。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党中央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9个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是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强调用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3、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庐山会议，包括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即从7月2日至7月23日，中心是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指标，总结经验教训。庐山会议的后期即从7月23日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开始，到会议结束为止，以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为中心。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18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并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即在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执行总路线中的一些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的成果。

在讨论中，有一部分同志对纠“左”问题、对形势、对成绩估计有不同的看法，要继续大炼钢铁、大办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那一套。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讲话时，强调对形势要统一认识，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他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作了估计，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总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够促进农业增产而不是减产。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这些主张和看法，在当时一部分高级干部中也同样存在的。从这段讨论中，看出党内存在明显的不同观点和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深感一部分同志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纠正不力，为此焦虑，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这就是著名的“万言书”。他陈述了对党的工作的意见，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够实事求是”，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信的内容基本是正确的，方式方法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彭德怀的看法也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的认识和愿望。

从7月16日开始，会议重新分组讨论彭总的信，讨论中分歧意见更为尖锐。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党内外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此后，庐山会议的后期便以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右倾反党集团”为中心内容。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全党范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生活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经济工作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中断了。在前一段时间内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现在又被重新肯定下来。

4、国民经济的调整

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大跃进”运动，由于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决策，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全国泛滥，国民经济秩序混乱，各种比例失调，损失和浪费惊人；又加上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从1959—1961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导致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和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1961年１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带领下，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又被称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年”。

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5、“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召开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近七千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会议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了认识，对于清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 倾错误，虽然在经济工作中经过调整，但并未得到彻底纠正，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虽然此时的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却为后来更加严重的全局性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

1、“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其主观愿望是想为抵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找到一条途径。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此时，毛泽东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为国家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通过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打倒“走资本主义大陆的当权派”，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8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1967年，王洪文等在上海发起了夺权的“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随后，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在次过程中，部分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同志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却被林彪、江青等一伙污蔑为“二月逆流”。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还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2、粉碎林彪集团

九大以后，林彪及其一伙已经控制了党内军内很大的权力，但仍不满足，企图以设国家主席为名夺取更大的权力。毛泽东觉察到了林彪的阴谋活动，在党内开展了批陈（陈伯达）整风运动。林彪及其一伙见事情败露，又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在企图谋害毛泽东未遂后，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乘飞机出逃，结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对此，毛泽东也部分承认了错误，但他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方针。

3、挫败江青集团“组阁”图谋

  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十大上，结成了中央政治局的“四人帮”。十大以后，他们于1974年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直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企图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组阁”。

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从而挫败了江青集团“组阁”图谋。

4、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左”倾政策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江青集团也以此为反击邓小平的“依据”。1975年底，他们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全国又陷入一片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四人帮”，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磨难和挫折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1、错误的性质

反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懂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寻找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而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其中，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必须搞清楚的上，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走的弯路，与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破坏有着根本区别。就毛泽东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2、错误发生的原因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一是忽视、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在速度上求“快”，所有制结构上求“纯”。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

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第二，主观认识严重脱离客观实际。

第三，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所有这些，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历时十年的令人痛心的全局性错误的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是对这一段历史，我们还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它，必须把握这样几点：第一，尽管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发现错误、正视并用于改正错误。第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第三，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此期间犯了严重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