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甚至企图瓜分中国。

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1894年11月，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1900年7月，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先后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同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与平民1700多人。

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人在明末就已经开始用欺诈手段借居澳门）。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俄国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于1858年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I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租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勒索赔款，抢掠财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并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其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款，继续扩充军备，海陆军扩充费及军需工业费等费用占赔款总数的85%，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很快地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这些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

不仅如此，列强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内的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除了强迫中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外，主要是利用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岀，进行掠夺和榨取，逐步把中国卷人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定形式固定下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例，必须得到对方“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订入条约。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其商品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外国廉价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

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长期出超逐渐转变为大量入超。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达到77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9世纪末，鸦片依然占据进口货物的重要地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相当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为4000万至5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外国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岀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告，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他们还在国际市场上限制、打击中国传统岀口农产品，使它们价格低落甚至失去销路。这一切，也加速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I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所办的某些报纸、杂志，所翻译、岀版的某些书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企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搬到中国来。广学会翻译、岀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他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