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六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案例1

谢 毅：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

2015年05月27日08:45   来源：红旗文稿

五四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界的标志，是中国先进思想界方向转换的关键。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按照张闻天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是以1915年《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为一个终点的。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这场运动，并且逐步发展成了这场运动的主流。  

从形式上看，这场运动似乎只是在进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所提出的却是怎样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运动中，各类人物都对中国的出路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流传过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早期表现。正因为如此，怎样评价这场运动，成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成为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不奇怪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救亡运动的兴起，把启蒙运动压倒了。他们站在“西化”论的立场上，只承认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启蒙，不承认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更深刻的启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又有人举起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反对所谓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的必要性，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一些人在为自己的“西化”思想和文化复古主义作论证时，都是以全部或局部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因此，为了判别这些思想观点的是非，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人们对于这个运动所作的重新评价是否符合实际。  

怎样认识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戊戌维新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进行过思考，认为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这个任务。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在其倡导者陈独秀看来，民主，就是“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是“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科学，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代表，就是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求适今世之生存”。  

陈独秀等人为什么要反对孔学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孔子之所提倡、所垂示、所主张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现代生活不合。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没有理由再继续把孔子当作偶像、当作权威。他们指出：封建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不可两立的；它扼杀个性自由，否定个人独立之人格，这也与现代社会中自由地殖产兴业的需要不相适应；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利于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因此，为了引导人们确立民主主义的信念，推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所倡导的封建礼教，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第一批自觉地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他们进行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它所维护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斗争。他们否定孔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改变近两千年人们那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不正常现象，推动人们去冲破思想的牢笼，进行独立思考。他们由此在中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事实上，禁锢思想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无法遏制的了。这个巨大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是不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呢？不是。首先，他们集中攻击的是孔学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对于其他学派并没有一概否定。比如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一文中就说过：“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学一家之学，而不可以称以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  

其次，即使对于孔学，他们也是着重指明其“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并没有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比如，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说过：“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是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再次，他们也并没有说孔学中没有任何合理的因素，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它宣扬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根本的伦理原则，反对封建卫道者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企图维护的孔学的思想统制。比如，陈独秀在《古文与孔教》一文中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在《孔教》一文中，他在反对孔子主张的“根本的伦理道德”的同时，还说过“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这样的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弱点。这些弱点主要是：  第一，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提倡资本主义，并不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的必然，从而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以为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就可以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这显然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  

第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怎样认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形成为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和最大收获，也是这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没有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墙壁如今是被推倒了，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他们开始看到了展现在前方的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尽管他们在当时发出的声音也还比较微弱，其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经历伟大事变的发端。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没有抛弃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呢？没有。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首先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志”；“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多数人要享有民主权利，必须铲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劳动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了。  至于科学，陈独秀这时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不应当“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这不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又是什么呢？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呢？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进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以前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的权威更进了一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他们指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年，“因他是适应二干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主义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种学说由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随着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变动以及相应的大家族制度的解体，它的崩颓粉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他们就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否定了它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的价值。  

其次，与人以往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之类不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指明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而是为了给个人自由的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并对争取这种自由的途径作出切实的说明。  

第四，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其主要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此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与革命同步，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由此可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割裂或中断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呢？没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只是因为它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适合于中国的需要，“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开始就是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科学的理论。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当时就指出，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应该懂得“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后来，毛泽东更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应当“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认为自己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切“发扬光大”。  

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才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它不仅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而且也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由于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而得到了升华。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使得我们得以洗刷百年来所蒙受的难堪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应当采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们同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于：第一，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批判地继承呢，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至连它的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吸收，对其中的封建性毒素也加以赞扬？第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还是颂古非今，把孔学奉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显然，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问题的若干细枝末节，而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在这类问题上，人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不能有丝毫含糊。

案例2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李斌     2019年04月25日08:04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与《新青年》结缘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很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鼓励青年到农村去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钊认为，只有这些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最广袤的中国乡间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车间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才有希望。“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农村去，到车间去，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号召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李大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惨的。“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从书斋走向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钊则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道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

案例3

章启群：新文化运动与两个一百年

2015年12月30日15:14

中国历史真正的古今分际，应该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标志。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于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停止中华帝制的历史惯性。最终终止中华帝制巨大历史惯性的是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曾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革心”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将中国人的观念从古代转变为现代，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19年爆发的“五四”全民爱国运动，是新文化启蒙的最直接成果。此后出现了一批现代政党成为中国政坛的新兴力量，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彻底结束了封建残余军阀势力对于中国的统治。后来发生的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中国历史总算跳出了古代帝制王朝循环的怪圈，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世界历史潮流之中。

进行物质生活层面的经济改革，以及进行法律、政治层面的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然而，如果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无法实现，甚至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也难以实现。中国近代史也证明，像“洋务运动”那样仅仅努力从器物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及像“戊戌变法”那样仅仅试图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都不能成功。

新文化运动着眼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以及未来中国如何发展，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寻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因，试图从根本上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旨归。因此，新文化主将们清理和抨击孔子和儒家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与反孔、反儒等同起来是片面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于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甚至一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者，也是出于深爱传统文化的反常之举。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连续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人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深厚。

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世界之中，必须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简单地斩断孔子、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人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把孔子和儒家思想直接作为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可能的。如何取代古代学术实质上承担的宗教功能，涉及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建设，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整体建构。

中国当下面临的艰巨复杂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先贤对于旧礼教的批判并不抵牾、矛盾。相反，经过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文化，而是一种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文化创造。因此，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会展示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使人类的现代世界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辉煌图景。未来一百年里，即新文化运动二百年之内，如果出现这样的图景，可以想象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岸、自豪！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2015年8月12日《中华读书报》)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案例4

红船精神的由来和表现

李洪喜  2017年11月23日09:20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红船精神的由来和表现

1921年夏，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这里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而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因此被称之为红船精神。

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地位，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建党实践和革命活动中，从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到奠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从制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无不彰显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时代课题。为了救亡图存，早期的先进分子想了各种办法，但无论是君主立宪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还是民主革命所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都没能成功。俄国的十月革命，让处在彷徨中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以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奋力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先锋。他们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和十月革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学术团体，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步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北洋军阀仇视新生的苏俄工农政权，把科学社会主义诬蔑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攻击为“过激党”。因此，面对北洋军阀的封锁，《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报纸杂志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4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五四运动前后，虽然在中国有不少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1920年春，陈望道接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任，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夜以继日地开展艰苦的翻译工作，他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这期间就留下了“吃墨汁”的感人佳话：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经过艰苦的努力，陈望道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而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更需要大力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仅表现在中国先进分子播散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上，更体现在他们积极创建党团组织，开创中国工人阶级先锋组织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地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中国先进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自己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又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组织，深入工农民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把坚定的信仰传递到社会基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培育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因遭到租界巡捕袭扰而遇到挫折时，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红船上完成了大会的最后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曲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壮丽乐章。

在艰辛的探索中坚定理想。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屈不挠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毛泽东、恽代英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拼命搜寻，学习那些具有进步色彩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学说，搜寻着当时社会上能够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中国儒家典籍等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最早读的是私塾，“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儒家典籍。这种学习的内容，他说，“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同时，他也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并从中发现了问题，这些小说“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有和控制”。进入新学校后，毛泽东开始接触到《盛世危言》和西方的《原富》等书籍，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十月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一度泛滥。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后来在自述中说，尽管“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但“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这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毛泽东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理想、追求不仅使我们党内凝聚，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改造。离开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就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离开了理想信念就没有办法去改造社会的广大群众，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基础。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党品质，这个品质对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奋斗精神，要百折不挠。早期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以及创建之后我们的这段社会历史的实践，充分反映出，理想、奋斗、追求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

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先后尝试过诸多救国救民的方案，做过诸多努力，但都失败了。这时，中国迫切需要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期待着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出现，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人民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公开表达了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强烈愿望：“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就明确规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些规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界限。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统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坚定地走向社会最底层，发动和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并把团结和依靠工农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20世纪20年代，面对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1949年，终于赢得了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解放，使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和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红船精神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其中，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首创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创新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而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要着眼于探讨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回答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紧密联系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通过创造性的思维，不断摸索和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精神创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才能时刻保持蓬勃生机和无限的创造活力，走在时代前列。

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奋斗精神首先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意志坚强，品节刚毅，无所畏惧，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只有弘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奉献精神是本质，是德政之基。奉献精神的关键在于党的一切决策和措施都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保持根本性质、恪守根本宗旨、牢记根本使命，才能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伟大的党培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滋养伟大的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正是这些伟大的革命精神，使我们党由小变大，从弱到强，推动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奋进、在曲折中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一条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创建历程，引领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光辉起点。

在红船精神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辉煌的成绩，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案例5

“红船精神”领航新时代

2018年06月22日08:25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红船精神”领航新时代

“红船精神”贯穿党的97年奋斗历程，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也是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精神。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求大同的初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贯穿党的过去、今天与未来。我们要结合新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红船精神”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既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新时代用自我革命统领社会革命的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既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矗立着一座座精神丰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精神谱系。

“红船精神”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次伟大飞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伟大起点，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圆梦历程，高度重合、高度关联，这绝不是偶然的。这里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