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考察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通常要涉及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一国（或）的增加。在理论分析中，往往进一步以产量来代表（或）。这里，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增长的程度或速度则用增长率来描述。

若用表示时期的总产量，表示时期的总产量，则期与期相比，总产量的增长率就可表示为：

如果用表示时期的人均产量，表示时期的人均产量，则人均产量的增长率为：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发展通常指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从不发达状态转变为发达状态的过程。从广泛的意义上讲，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总之，经济发展是反映一个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概念。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主要涉及经济发达国家，而经济发展主要涉及经济不发达国家或经济欠发达国家。一般而言，在经济学范围里，经济发展理论和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分支中进行专门研究，而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则重点在“宏观经济学”中加以研究。

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方法

经济增长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潜在生产能力及其现实表现的长期变化趋势问题。这种趋势可以用一条长期产出增长的趋势线来表示，如图13-1所示。

图13-1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产出。向上倾斜的产出增长趋势线表示潜在生产水平不断增加的过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说明，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长期中产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产出增长的长期趋势是受什么因素影响，并按照什么规律变化的？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理想状态？

宏观经济学对这类问题的解答有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一种是经济增长核算，也叫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它通过把决定经济中产量增长的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数量化来进行分析。另一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数理模型分析，它通过把增长过程中要素供给、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化来加以分析。大致说来，这两种方法构成了宏观经济学中分析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方法。

经济增长概况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增长实际上只是近现代社会出现的现象。美国经济史学家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对由1980年倒推15个世纪期间的人口增长和人均产量增长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后提出，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见表13-1）。只有从16世纪的第2个阶段开始，经济才有了低水平的缓慢增长，而只是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如下两大特征：

1．经济增长使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产量和就业份额方面的重要性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重要性则日益增强；

2．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大量的人口、企业集聚于城市地区，城市成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中心。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则根据发达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情况，将经济增长的特征归结为下列七个基本趋势：

1．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远比人口和就业量的增长速度要高，这导致了资本深化的趋势；

2．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工资水平呈现出强劲上升的趋势；

3．在长期中，工资和薪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上升。但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该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

4．过去实际利率和利润呈现出较大的波动，特别是在经济周期中表现出有较大的波动，但是，在20世纪中，波动和变化却不大；

5．20世纪中，资本——产出比率是下降的，没有表现出收益递减规律；

6．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储蓄占的比重和投资占的比重一直是稳定的，只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发生了急剧下降；

7．在不考虑经济周期的影响时，国民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3%。产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和资源投入的增长，表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提醒人们，他们所归纳的经济增长特征的七个趋势，只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非在所有的国家或者在所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必然出现。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概况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等人。

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他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斯密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斯密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亚当·斯密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斯密所倡导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

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细说的是马歇尔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以及熊彼特对创新的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马歇尔同样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总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另外，马歇尔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收益递增。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行业产出扩大产生的外部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熊彼特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独辟蹊径，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就在于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他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大家知道，现代经济学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革命。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凯恩斯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以便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

基于凯恩斯的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哈罗德和多马出于补充与完善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需要，提出了资本系数不变的具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是，他们的模型只能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部分地解释经济增长问题，而且其本身还存在着不确定和不稳定的问题。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论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增长情况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索洛模型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前者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索洛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的。费尔普斯等人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费尔普斯等人的模型与索洛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仍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

根据增长理论家建模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这一阶段的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整个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学者们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金融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交易费用（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瓦尔拉斯的恒等分析范式向凯恩斯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就供给层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机制探究上，新增长理论没有作特别的论述，只是将内部机制产生的结果体现在生产报酬递增性函数上。

就增长动力因素的选择上，新增长理论非常强调技术因素，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并且也认为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在长期中是互动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因素。不过，对制度进行内生化处理及经验性研究显然是不成熟的。另外，新增长理论在技术和制度的共性方面缺乏研究。事实上，技术和制度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知识”，而对知识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必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另外，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形式主要采用罗默式动态优化框架和确定性模式。从经验研究来看，罗默模式在解释储蓄率问题时表现并不理想，所以，丰富和发展拉姆齐分析模式也是值得做的工作。至于突破确定性模式，构造随机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周期，而利用随机模型似乎可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与周期的问题。

总之，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仍然在致力于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在对各国经济增长的事实进行验证和比较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新的问题。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是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数量分析的最早开拓者。他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组成成分进行了长期的估量和对比分析，从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中，探索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库兹涅茨发现：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

第一，知识存量的增长。库兹涅茨认为人类社会迅速增加了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当这种存量被利用的时候，它就成为现代经济总量高比率增长和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但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生产力，由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过科学发现、发明、革新、改良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在知识的转化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中介因素。这些中介因素包括对物质资本的大量投资、对劳动力的训练、企业家对一系列从未遇到的障碍的克服、知识的使用者对技术适用性的准确判断等。在这些中介因素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知识的转化过程，知识最终会转变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第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均产出的高速增长。为了弄清导致人均产出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库兹涅茨对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长期实证性分析和研究。他得出了与索洛几乎相同的结论：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结构中，25%归因于生产资源投入量的增长，75%归因于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效率）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的，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有赖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

第三，结构变化。库兹涅茨认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从部门来看，先是从农业活动转向于非农业活动，后又从工业活动转移到服务性行业。从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来看，大多都是从家庭企业或独资企业发展到全国性，甚至跨国性的大公司。就业结构的变动充分反映了生产结构的迅速变化。库兹涅茨强调，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转变的速度比它们现代化以前高得多。

库兹涅茨把知识存量因素、生产率因素与结构因素联系起来，着重强调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库兹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经济结构束缚着聚集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60%以上的劳动力，而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阻碍着经济的增长；同时，制造业结构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增长对它提出的要求，需求结构变化缓慢，消费水平低，不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刺激。

索洛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根据美国1909～1949年间的数据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因素进行了分析。他得出了令人惊奇的结论：在该时期每工作小时产品的增长中，超过88%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

索洛采用了下面的方程式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该方程式的含义为：

产量增长=（劳动力份额×劳动力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

方程式中，和分别表示产出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收入份额，表示产出量，和分别表示就业量和资本投入量，表示技术水平。劳动和资本的贡献等于它们各自的增长率乘以该投入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技术进步或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由方程式右侧第三项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在所有的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作为生产方法改进的结果而导致产量增加的幅度。或者说，它是从相同的生产要素中获得更多产量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索洛认为，产量增长的源泉就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他认为，在1909～1949年间，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其中0.32%归于资本积累的贡献，1.09%归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剩余的1.49%归于技术进步的贡献。此外，在人均产量增长的1.81%中，1.49%来自于技术进步。

索洛衡量和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做贡献的方法，被叫做“残值法”或“索洛残值”。这对于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不过，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不足，即它有可能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之外的因素都当作技术进步来处理。

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是继索洛之后最全面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经济学家。他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其中土地可以看成是不变的，其余两个则是可变的。关于生产要素生产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产量与投入量之比，即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生产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步。具体而言，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即：（1）劳动；（2）资本存量的规模；（3）资源配置状况；（4）规模经济；（5）知识进步；（6）影响单位投入产出量的其他因素。

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上述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运用1929～1982年间的数据，丹尼森计算出，2.92%的年实际产量增长率中的1.90%应归功于要素投入的增加。每工作小时产品的增长率为1.58%，其中1.02%应该归功于技术进步。

丹尼森指出，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大。其原因可以部分地从经济增长的分解式中得到解释，即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对较大，所以劳动的增长率就有相对大的权重。

关于生产要素生产率增加的源泉，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知识的进步解释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二的贡献。此外，资源配置对生产要素生产率增加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例如，人们从薪水少的工作“跳槽”到更好的工作，从而导致产量的增加或收入的增长。另一个重要的情形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就业而引起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规模经济。丹尼森指出，收入平均增长中超过10%的部分要归功于经济运行规模的扩大。当经济运行规模扩大时，每单位产量要求的投入更少，这主要是因为，在小规模水平上使用技术，在经济上可能效率不高，但在更大的生产规模上则会产生节约，带来规模经济效应。

据此，丹尼森的结论是：知识进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丹尼森所说的知识进步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的进步和由于采用新的知识而产生的结构和设备的更有效的设计，还包括从国内外的研究组织、个别研究人员和发明家，或者简单的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丹尼森所谓的技术知识是，关于物品的具体性质和如何具体地制造、组合以及使用它们的知识。他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显的，但是只把生产率的增长看成大部分是采用新技术知识的结果则是错误的。他强调管理知识的重要性。管理知识就是广义的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方面的知识。在丹尼森看来，管理知识的进步更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国民收入，因此，它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比对改善产品物理特性的影响更大。总之，丹尼森认为，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进步的重要性是相同的，不能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

拓展学习

美国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增长放慢

从1959年到1973年，按美国企业每工作小时产量衡量的生产率每年增长3.2%。从1973年到1994年，每年生产率增长只有1.3%。这种生产率增长放慢反映在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增长的减少上。它也反映在一般人对经济的忧虑上。由于生产率放慢在这许多年中的积累，生产率增长下降1.9%对收入有严重的影响。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放慢，平均美国人的收入现在应该高出50%左右。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有两个事实确定无疑。第一，经济增长放慢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70年代中期，除美国外，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增长放慢。因此，为了解释美国经济增长放慢，必须超出美国来观察。第二，这种放慢不能追溯到那些最容易衡量的生产要素。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衡量工人所得到的物质资本数量和以正规教育年限为形式的人力资本。显然，生产率放慢主要并不是由于这些投入增长的减少。

技术看来是剩下的少数几个可归咎的原因之一。事实正是，90年代以来，计算机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革命，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技术和经济的融合，掀起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浪潮。

中国经济出现了超周期的高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6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更是预言，中国经济出现了超周期的高速增长，并且这种增长趋势还将继续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在蓝皮书发布会上指出，这次增长高峰期持续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这种态势只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美国人认为这是反周期的繁荣。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三次高速增长的周期，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第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是始于2003年，增长速度超过了10%。每次都有一个态势，经济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出现通货膨胀，产生产品滞销、银行出现不良资产等现象，都在重复这样的过程，最后经过一定的着陆以后，经济在逐年下滑之后，重新出现增长。

李培林表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2007年仍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出现的超周期增长趋势会继续延续，因为这两年中央的宏观调控，等于是“熨平”了增长波动的波峰，所以我国经济的增长曲线图是比较平缓的，而不是像过去大起大落。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根据‘十一五’规划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他甚至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讨论题：

1.什么是经济增长？

2.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