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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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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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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题
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状态依然存在
（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颂扬愈演愈烈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2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五十寿辰，在斯大林的默许下，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是列宁的助手，是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各级党政领导人，甚至是从前的反对派人物都在文章中一味对斯大林歌功颂德，苏联开始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战争结束后，国内对斯大林的颂扬更是愈演愈烈，报刊和新闻机构每提到斯大林的名字，都得加上“伟大的领袖”、“敬爱的父亲”。称颂斯大林的歌曲、诗歌、大合唱、赞美诗有数百篇之多。斯大林的画像用来装饰办公室、学校、工厂和家庭。成千上万的斯大林全身塑像、半身塑像、小型塑像，成千上万枚斯大林的像章在苏联被生产出来。苏联曾经有7个市、镇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一个斯大林城。1945年有一封白俄罗斯共和国254.7万居民签名的致敬信献给斯大林。同年，哈萨克共和国250万居民也签署了一封同样的信（亚细亚国家平均每公里只有6人）。
随着个人崇拜的盛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按苏共党章规定，每3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从1939年联共（布）18大后，直到1952年才召开联共（布）19大。而党章规定的每4个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从1947年2月以来实际上就没有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也极少召开会议，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和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的私人宴会上决定的。战后初期，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状态还突出体现在理论战线上大搞所得的学术批判。
（二）理论战线上大搞所得的学术批判
战后初期，在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不断加剧的国际背景下，1946—1948年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由党中央直接发动和领导，其时间长，范围广，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卫国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使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各种渠道传入苏联，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适当的批评教育，引起人民的警惕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这场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混淆学术争鸣与政治斗争的界限，不是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用政治斗争的方式、行政高压的手段，使受批判者失去平等申辩的权利，结果是扼杀了学术自由，阻碍了科学发展，同时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⒈批判运动首先从文艺界开始
苏联从30年代开始，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30—40年代的苏联文坛，确实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复杂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应该是全方位地、多层次地反映社会的全貌，包括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等，以及大量充斥的中间状态，都是社会的存在。在反映光明一面的同时，有选择地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题材之一。由于30年代以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文艺创作的固定模式，并且逐渐被教条化国家对文艺创作实行过多的行政干预，这窒息了文艺创作。但战争期间，对文艺创作领域的行政干预有所放松。因此，一些不符合要求的作品开始出现了，战后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就是从批判这些作品开始的。
首先受到批判的就是列宁格勒出版的两家杂志—《星》和《列宁格勒》。这是在苏联有广泛影响的两大综合性的文学杂志，两份杂志都在列宁格勒出版。列宁格勒在俄国历史上是以深受西方影响的欧洲城市而著称，这两份杂志刊发的一些作品体现了西方的一些民主自由思想。其中刊登在《星》上的著名作家左琴科的讽刺小说《猴子奇遇记》受到了特别批判。左琴科是苏联著名作家，参加过红军，擅长写讽刺小说，在30年代就享誉苏联文坛。它经常以民间讲故事的形式写出寓意深刻的讽刺小说，其讽刺不是单纯取乐，而是以其坚实的生活基础，引起读者的思考。因此，左琴科作品中的笑，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教育意义。他的作品是苏联畅销书，也是30年代有争议的作品，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猴子奇遇记》中，作者通过猴子在苏联各地的旅行，对苏联社会的一些丑陋现象进行评议和嘲讽。最后，猴子看到在苏联城市里生活困难重重，决定回到原来的森林中去。这篇小说不是没有缺点，但认定它是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还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位被批判的也是经常在《星》、《列宁格勒》两份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家阿赫玛托娃。她是苏联著名女诗人，擅长写抒情诗歌，诗风委婉纤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先后出版了《黄昏》、《念珠》、《白色的云朵》等一系列诗集，蜚声文坛。后来他对苏联政治不理解、不接受，加之丈夫又被苏联政权镇压，使她心情十分压抑。30年代开始，她沉浸在对古典诗歌的研究中，有时作品中还流露出某些消沉的因素。在当时的苏联文坛，文艺创作的主题，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应该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而她的诗歌，仿佛有意退居一边，独自沉浸在对祖国、对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思考中。这种思想应该进行教育，但以此就对其进行批判，则显得简单粗暴。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发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谴责两份杂志刊登了渗透着一切外来事物的精神作品以及反苏维埃的异己作品，决议责令《列宁格勒》停刊，对《星》杂志的编辑部进行改组。与此同时批判列宁格勒市委对这两份杂志的“包庇和纵容”。决议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两位作家进行了粗暴的斥责和讨伐，并将他们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禁止他们发表作品，而且还取消了他们的口粮配给。决议称左琴科是“文学的无赖和渣滓”，左琴科写信给斯大林称：“自己从1918年参加革命，1921年开始文学创作，从来不曾反对苏维埃，我讽刺的是那些在人们身上的不良品质。如果说，有时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一些观点模糊或不正确的地方，这可能是巧合，我本人并不怀恶意”。他说，写这封信就是想解决自己内心的痛苦。如果把我看成是一个文痞流氓、一个卑微的小丑、地主财阀的走狗，这将是我最大的痛苦，这样对待我是不公正的。对一个作家的真诚表白，斯大林却不屑一顾。由于生活困难，左琴科曾一度在鞋匠铺打工。斯大林死后，1953年6月，作家协会恢复了两人的会籍。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两人得以平反。
从列宁格勒掀起的这场风暴很快便席卷苏联文艺界，这样从1946年—1948年，苏联先后召开了全苏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家等会议，揭露和批判文艺界的崇洋媚外、厚古薄今以及无思想性和非政治倾向等问题。联共布先后作出有关决议，斥责一切使艺术脱离政治的企图，强调艺术富有崇高的社会使命，艺术要为当代的政治服务，同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
文学领域里的这场政治讨伐运动，封闭了文学创作的正常道路，扼杀了作家的思想和灵魂。在这样的批判浪潮不断冲击下，苏联文坛暂时沉寂了，很多作家心怀不满，却不敢直抒己见。许多作家即使写就了作品，也不敢发表，有很多作品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公诸于世。
⒉哲学界的批判
哲学界的批判是围绕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展开的。《西欧哲学史》是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的一本哲学教科书，是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成果。它在叙述西欧哲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历史地位做了应有的肯定，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哲学书。此书在1947年被哲学界推荐给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希望获得1947年斯大林科学奖金。联共布中央认为，此书对资产阶级学者顶礼膜拜，有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哲学家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如此严重错误的书，不仅被选为教科书，还被推荐准备拿奖，这反映出哲学界存在多么严重的病态，由此展开了批判运动。与此同时，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极力推荐斯大林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界只允许研究此书，只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挖掘和阐述，对哲学的任何一点创造热情横加摧残，使哲学界也出现荒漠时期。
3.经济领域的批判运动
首先是对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的批判。瓦尔加从20年代开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1946年，完成他的新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其主要观点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如同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计划经济，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实行某种类型的计划经济。
他的理论有科学依据，但违背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模式，因此很快受到批判。批判他犯了“改良主义错误”，由他主编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杂志被勒令停刊，他领导的研究所被解散。对瓦尔加的批判意图在于进一步确定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这一理论作为认识资本主义、认识世界的法则。
4、生物学界的批判
二十年代初期，关于遗传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现了许多学派，著名的有美国的生物学家摩尔根，解决了遗传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问题，证明了染色体是遗传基因的载体，确定了基因的排列顺序，形成了著名的摩尔根学派，摩尔根也因此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奖。在苏联的生物学界则形成米丘林学派，米丘林学派提出通过杂交、驯化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原则和方法。这两种学派，实际上一个是强调内在因素，一个是强调外部条件，各有其存在的科学依据。但二战后，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则在斯大林支持下，硬说摩尔根学说的“基因说”是反动的、唯心的，甚至人为的划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社会主义生物学，并因此批判苏联一批有作为的科学家，结果导致苏联生物学长期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
苏联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造成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死水一潭的局面，最终导致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它混淆了学术争鸣和政治斗争的界线，采取行政高压手段，扼杀思想文化的发展。在思想文化艺术界，只奉行一家之说，不准发表不同意见，扼杀了学术自由，造成人们不敢独立思考和创新，阻塞了人们探索真理的道路。另外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