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特点与主要矛盾；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和必然性、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提出的历史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区别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的关系。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特点与矛盾

2.“一化三改”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理论依据

4.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的重大意义

 

1.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

2.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一、经典论述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我们的党已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有计划建设的新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无论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和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工作，都应该在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

 

二、典型案例

案例一

“三反”和“五反”运动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过程中暴露的部分党政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了原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开展起来。各级党委亲自动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形成了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高潮。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三反”运动进入打“大老虎”阶段。一批大贪污大盗窃分子被揭发，各级党委和政府纷纷召开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    

1952年3月，“三反”斗争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将“三反”运动纳入法律程序轨道。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被揭发出来的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分子依据事实进行了定案处理。同时，对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扩大化和逼供信行为进行了纠偏，对一些定案进行了甄别和纠正。1952年6月，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在“三反”运动期间，全国共查出贪污数额超过1000万元（旧人民币）以上的约106万人，各类贪污总额达6万亿元（旧人民币）。对各类贪污人员的处理，免予处分的占757％，给予行政处分的占207％，判处刑事处分的占36％。其中，因贪污严重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67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42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有9人。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开展的一次反腐倡廉运动。运动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净化了社会风气，树立了执政党崭新的形象，对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动过程中采取的群众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使得运动出现了一些过火和偏差行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些行为得到了及时纠正。运动后期相关法律条例的制定和人民法庭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步伐。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有大量证据表明，党政干部的贪污行为多与社会上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密切相关。当时，一批不法资本家存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严重违法行为。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发动“五反”运动，打退不法资本家的进攻。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各地揭露出来的资本家“五毒”行为触目惊心，人民政府对那些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资本家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有的被处以死刑。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捉人关店、乱斗资本家的过火行为，一些资本家被逼自杀；有的还提出扩大“五反”范围，要反暴利、反逃汇套汇等；一些人甚至提出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左”倾政策。1952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回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对罪大恶极者必须进行坚决打击的同时，各大城市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保护正当经营者。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提出对工商户的处理应坚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私营工商户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极严重违法户）五种类型；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一级严格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5月初，“五反”运动进入定案、补退阶段。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继续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到6月底，“五反”运动在全国基本结束。处理的结果，在参加“五反”运动的9997万户工商户中，守法户占总户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经中央批准判处死刑的只有19人，其中缓期执行的有5人。   

 “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整顿了市场秩序，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政治教育，为后来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五反”运动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民主改革，进一步牢固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王顺生、黄延敏、王久高：《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为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2.“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经验。

 

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1951年年底至1952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做出“三反”运动的指示。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反”斗争的指示，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三反”“五反”运动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警惕并决不姑息腐化对党和国家政权的侵蚀;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要把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同始终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民群众相结合；在反侵蚀、反腐败斗争中，要高度重视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多方面的思想教育。

案例二

上海永安公司的公私合营史

“我是姓郭的，郭家门第二代的老大，应该留在上海，负责维持有‘传统性’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如此回应人们。

上海解放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很多人在彷徨中选择了离开。 上海永安，这个当时规模最大并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的“环球”百货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辈创设。1949年上海解放时，郭琳爽已经执掌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帅印达16年之久。 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新中国成立7年后，永安百货公司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郭琳爽不再以资本家的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劳动者。1966年，资本家定息年限届满，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货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物价飞涨，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当时的报纸称之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实力空虚。 郭琳爽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将掌权的共产党。父亲郭泉则频频敦促郭琳爽尽快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为其预留了房间。 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义的高级职员找到他说道：“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共产党员夏大义与郭琳爽谈了三四个钟头。夏大义同时还是永安公司的小股东。

早在1948年年底，地下党员丁盛雅也曾经拜会过郭琳爽。郭当时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 原中共地下党员赵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除了争取资本家之外，那时还要密切注意资本家不把东西搬走，不把商品转移。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伯父郭乐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离沪的决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几天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层倚云阁顶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电话里，郭琳爽告诉关心他们安全的德国朋友：“上海解放了！我们都很好，谢谢你。”

“当时也是有顾虑的。”1981年郭棣活在广州坦承，他和郭琳爽当时打算，如果形势不利再跑也不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后对工商业有很大帮助，多次约我们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问题。”

上海解放刚三天，永安公司就开门营业，但也只能惨淡经营。作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主要面向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经营。解放前夕，这些人大多已经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级日用品失去了销路。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因此生意清淡，月月亏损。

以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计算，仅1949年9—12月四个月中，永安百货商场亏损约19万元。 这期间，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进货，上海永安百货主要依靠厂商寄售商品维持营业，寄售额占全部销货额的七成以上。1950年年底，其全部资本为1222万元，其中流动资本仅169万元。 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经营业越来越困难。1950年，公司亏损225万元，1951年亏损478万元，1952年又亏损58783万元。

那时，上海市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并对主要农产品和棉纱统购统销。为了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让出了国营商业对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发业务，停止了国营22种商品的零售业务，撤销11个零售点、两个门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零售业务。调整后，永安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上升，12月份较11月份增长6827%。

经过这样的调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于1953年开始实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润的“滚雪球”计划，打算在1953年做1000万元的生意，赚取利润40万元。 然而，郭琳爽的计划还未及实施，就土崩瓦解了。

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除继续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范围外，从1953年11月开始，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油料、棉布等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仅738万元，不及郭琳爽预期的五分之一。但这一年，却是资本家“难忘的1953年”。

郭琳爽很快发现，进货越来越难。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营工业企业开始公私合营。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这样，永安百货的货源日益依赖于国营公司或公私合营企业，数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够自由调控。这一年的进货、销货和库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当年营业额只相当于1953年的47%，亏损74万元。

今年83岁的陈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员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国营商店摆得很满，我们就没什么东西。” 那时，国外的商品来不了，而国营批发部又要限制数量，“有些东西就不给你进了。” 1955年2月春节过后，适销商品大部分已经卖完，库存只剩不适销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43万元，连职工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了。 为此，国家对永安公司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增加经销、代销业务，妥善安排货源，并通过增加贷款等办法促进资金周转，同时在对市场全面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 此番安排后，批购比重上升到80%，而经销代销两项共占销售额的四分之三，企业基本能够维持开支。郭琳爽甚至对管进货的负责人说：“以后进货，只要国营公司有的，都要向国营公司进。” 永安公司基本上纳入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我们分别从价格、职工工资，及经营业务等方面一步步向国营靠拢。”今年89岁的闵祖恩是一名地下党员，也是公司的老员工，参与了永安公司合营前后的很多具体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进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开始出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势头。首先是上海8个轻纺工业和13个重工业率先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市绒线、棉布、绸缎三个商业行业也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当时，很多人认为“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正待开票发货，听说永安公司是私营商店，便说自己“走错了门”。 1955年的一个秋日，郭琳爽向公司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在11月21日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全体赞成永安公司申请合营。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获批，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公司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确定公私合营之后，公方代表3人、职工代表7人、资方代表5人组成上海永安公司的合营筹备委员会，并由三方面各派若干人组成办公室，下设人事、清产、核资、业务四个组，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经过前后50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那一天，60岁的郭琳爽在庆祝大会上主演粤剧《金马鞍》，把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赢得掌声雷鸣。戏后，被公方代表陈恂贯紧握双手的郭琳爽局促不安地说：“论艺术我是献丑，论心情我是在交心，是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 合营后，定股为人民币750万元，保持原来的750万股不变，每股1元。其中，永安系列私股约占8296%，年息5厘，并定于1956年7月28日发放合营后第一次股息。

合营前的连年亏损，使得郭琳爽一直担心无法向股东交代，此番安排之后，郭琳爽喜出望外：“衷心拥护和万分感谢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照顾。”并用公司董事长名义向国内外华侨股东报告这一喜讯。 郭琳爽仍任总经理，但这时他只是国家任命的工作人员，而不再以企业主的身份行使职权。

“郭琳爽基本上没有权力了。”员工闽祖恩合营后升任公司支部秘书科科长，其顶头上司就是郭琳爽，“有什么事情我就向郭琳爽汇报，他一个星期到公司来一次，我就一星期汇报一次。” 闽祖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来我也不找他，他不大肯管，也不怎么管。公司年度计划、季度计划和每个月的计划都是我做。”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回来给我们讲讲香港怎么样，我们也就听听算了。”

闽祖恩说：“他讲香港那边怎么发展，也不说资本主义好，就讲实际情况。” 89岁的项泽南当年所在的五洲大药房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项在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里面担任私方厂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合营以后，私方的责任轻了，管的事情少一些、轻一些，责任心也小了。” 据永安公司账册统计，从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间，国家付出私股股息共计1222万元，年均24万元以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杨正莲上海永安公司的公私合营史中国新闻周刊，200934

 

1.结合案例，从永安公司合营前后的发展，谈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大历史意义。

2.从永安公司合营所发生的变化，评价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

 

永安公司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私有企业，面对着社会主义改造大势所趋，对公司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感到痛惜，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和服从的过程。经过考虑认识到人心所向这一不可违背的历史潮流，主动地接受改造。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销售额也不断上升。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暴力与流血冲突，从而使我国和平地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之路，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案例三

花费大力气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向。考虑到当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现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这个过渡期少则需要10年，多则需要15年或20年。到1952年年底，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已基本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圆满结束。这些有利因素，促使党中央果断做出现在就应当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问题。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讲道：“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随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比较详细地论述过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8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所做的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对这个提纲做了多处修改，同时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将过渡时期的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他写道：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另一段话是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下来。他写道：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修改过程中，他还三次做出批示，充分体现了对这个提纲的重视。

12月7日，他在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己秘书的胡乔木的批语中写道：

乔木同志：

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下午七时

12月9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今日上午约请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做相当的修改。现正由凯丰同志修改，后日（十一日）可以送上。”

10日夜，毛泽东阅后写下批语：

如来不及，十二日交我即可。

13日，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宣传提纲上写下批语：

乔木同志，告尚昆：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早

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通过这个提纲，各级党委向广大干部、党员、工农兵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此后，一场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学习总路线、执行总路线的高潮迅速在全国各行业中展开。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不断奋斗的目标，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礼会主义改造，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化”与“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把这条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没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曾珺编著：《毛泽东批语背后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结合案例，谈谈你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认识及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大量任务，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我国的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条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一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和手段。这两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比较顺利地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案例四

星火集体农庄: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星火集体农庄，是于1951年2月19日建立的。该农庄位于当时的松江省桦川县星火乡，建立时有36户朝鲜族农民，农庄主席为金白山、副主席为李在根。这个集体农庄，对周围农村的影响是很广泛深远的。

1947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在佳木斯市东面的草原上建立1个示范农场桦川水利农场，吸收附近农民参加农场耕作，由国家供给土地、房屋和机械，使农民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集体劳动、机械耕作和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从而自觉地走向集体农业经济。1950年成立了1个包括14户的集体耕作组，组扩大了，而且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组员们劳动热情很高，集体劳动的好处一天比一天明显地表现出来。人手多了，可按各人特长分工，“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劳动效率也提高了。这一年每个劳动力的耕种面积提高到18公顷，稻谷产量达到每公顷6800斤，是全农场产量最高的，比单干户每公顷多收2800斤，比互助组多收2000斤，比农业合作社或小型的集体化耕作组每公顷也多收800斤。这时，农民们纷纷要求参加，第五小组一下扩大到36户。农场领导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投资18亿元为他们建立起“新庄”。于是，在1951年2月，桦川水利农场的第一个集体农庄——星火集体农庄诞生了。

从农场建立时起，便在农民中间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工作：建立冬学、开办训练班、利用各种集会向农民群众宣传组织起来合作生产的好处，宣传大规模地使用机械的农业生产的优越性；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的前途；使农民从社会发展规律中，认清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号召农村中的党员和先进农民，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对农民的具体帮助来团结和教育农民，以便逐渐地引导他们走向生产合作的道路。农民是最实际的人，只有看到集体耕作能给他更多的利益时，他才会相信它、拥护它、参加它。党员的忘我工作和模范的劳动态度，是鼓舞庄员们前进的巨大动力。农庄主席金白山、副主席李在根，是两个很好的党员干部。金白山领导全体庄员进行生产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使全庄99公顷的稻谷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因此庄员们选他参加了1951年度松江省的劳动模范大会，被评为全省的模范干部之一。李在根善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工作认真负责。在集体农庄刚成立时，他带病领导群众建庄园，提前完成任务，被选为出席1952年东北区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生活得很好，他们把集体农庄变成了农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他们的劳动出于自觉，在生产中没有偷懒耍滑。这个集体农庄是在换工互助、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农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里，认识了集体劳动会带给他们更幸福的生活以后，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的。他们认识到，在集体生产中劳动越好，生活也就越丰裕；他们的农庄越来越大，他们的利益也就越来越多。因此，每个庄员都把集体农庄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爱护公共财产和保护全农庄的利益，已成为庄员们新的道德标准。晚上收工后，打谷场上总有不少人自动留在后边，清扫场院，把每一件农具收拾得妥妥帖帖。“每人为大家，大家为每人”，从哪一个庄员身上都可以找到爱劳动、爱集体、爱公共财产的新品质。新型的农民有新的生活方式，农庄有很好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自觉的纪律。

1951年，农庄成立的第一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全庄播种水稻14325亩，平均亩产2965千克，比1950年增产33％，向国家交售商品粮2715万千克，平均每户交售7915千克，创当时全省户均交售粮食的最高纪录。曾受到国务院“第一个突破大面积高产”的锦旗和两匹大红马、1台胶轮大车的奖励。并授予农庄主席金白山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和1枚金质奖章。这一年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5公顷土地，全庄99公顷土地，平均每公顷稻谷达到8430斤的高产。这个农庄的庄员们，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一个整劳动力的庄员的个人收入，最低的有9500斤稻谷，最高的达到14000多斤；连他们的家属在内，每人有2500~3300斤稻谷的收入。集体农庄已经建立起巨大的公有财产：他们有了28台锄草机、8台脱谷机、5台条播机和其他许多机具；建起了拥有4部电力制米机的制米厂；拥有了5部电动机、1部内燃机和1座铁工厂；他们还有46头耕牛和10头“巴克夏”种猪。每一家都住在1951年新建起来的新房子里，房子整齐美观，向阳的一面是高大的玻璃窗。每一幢房子里都有电灯。家家雪白的墙壁上贴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片或其他的新年画。家家都有1个书桌，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和报纸。每户庄员有1所包括4个房间的屋子，2间做卧室，1间做厨房，另一间是储藏室。全庄所有的农民，顿顿都是香气扑鼻的大米饭，只是有的家庭三个菜，有的家庭两个菜罢了。丰裕的收入，使每个劳动的庄员都变成富裕的人了。他们不仅衣食住等条件大大改善了，就是日常用品也讲究起来，香皂、毛巾等已变成日用必需品。每个庄员都有两三套衣服，劳作时有劳作的衣裳，平常有平常的衣裳。那些劳动好、劳动日多的庄员，还有进城、过节、串亲穿的衣服。丰裕的物质生活，直接促进和提高着庄员们的文化生活。全庄124个7岁以上、50岁以下的人，有57个成年人参加了冬季夜校，8个青年在佳木斯中学读书，16个高小学生、34个儿童在本庄小学读书。计算起来，全庄有115个人参加学习。除劳动外，看书读报已成为庄员的重要生活。全庄1952年扩大到60户，平均每一家都有1份报纸、1种刊物。庄员们对知识的追求是热烈的，兴趣是极其广泛和多种多样的，每个庄员的书桌上，几乎都有《社会发展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等书籍。    

这个集体农庄，对周围农村的影响是很广泛、很深刻的。其他农庄的农民，都纷纷要求参加新农庄；农场周围农村的农民们，也学着它的榜样，开始在本村建立农业合作社。这个集体农庄，成为附近农村的旗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编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文稿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1.结合案例，谈谈星火集体农庄成立前后的变化。

2.如何认识具有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过渡形式，使五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力地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并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的财富。

从星火集体农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在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集体农庄在实践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自愿、自觉的形式，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过上了集体生活，他们学会了磋商、协调，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容纳别人的主张；集体劳动增进了人们的了解，加快了现代思想的传播。同时，农业合作化使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在经济上与男子并驾齐驱，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案例五

建国初期的治理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1950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550万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350万公职人员，共计900万人。他们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1937年到1949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成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1950年计划增产100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48%，铁减少86%，钢减少83%，棉纺织品减少25%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200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2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40%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171%，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1950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82%靠各种收入， 7%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12亿亩耕地4000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100 分，政治80 分，经济是0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结合案例，谈谈建国初期的国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而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中国，猜测它能否站住脚，会不会坚持不住而失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肩负起挽救危局走向新生的历史重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三年之中，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