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始于农耕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种农耕经济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最先进的文明。但是，它使中国形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周朝的缔造

周人早先并无“周”的概念，氏族以定居的豳为国，国即是城。他们居住稳定，由游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离乡远徙。他们历尽艰辛，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就此产生“周”的概念。“周”字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后来演变为周字。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与商有了联系，为了保障部族安全，古公亶父与中原共主的商朝建立起稳定的同盟关系，卑事商王武乙，于商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统，特别是有关于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姬旦）的整理，成为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概念。

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不仅与商联姻，娶妻商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11]，成为商王朝在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虽然关系密切，殷商却总是时刻提防著这股新生力量，周国、吴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家，特别是亲商的诸侯国。日渐强大的周与日渐衰落的商，还没有渡过蜜月期，就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责，进而相互征伐。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周商矛盾陡然加剧。

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在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文王死，次子姬发即位，率兵会盟军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商朝七十万军队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周军大胜，纣王于鹿台身被珠宝玉器自焚。商朝亡，因为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朝立。周武王在沣河东岸又建镐京，丰镐二京隔水相望，有桥相连，并称丰镐城，即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