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大创新，作为现当代中国伟大变更的最重要思想底蕴的创新，可以说是一种特殊主义。它出自毛泽东，继而由邓小平创造性地予以继承。毛泽东曾长年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于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19 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可以说，这一准备是如此深刻和有效，从而开启和发展了当代中国改革这伟大的中国创新。

现当代中国对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通过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领导以来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简直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毋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

就此还可以进一步强调，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也许毛泽东（尤其在他的最好年代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即，强调毛泽东在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

历史总是历史主义式的。世界永恒变动，中国不息演化，在思想史上的特殊主义那里显著昭彰的根本思想素质和实践要求永远必不可少，那包括按照实际的具体形势做出具体评判和决定具体方略，加上为之必不可少的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勤勉不懈。不仅如此，必须常新地发动和贯彻创新性的调整，去适应时代变迁和世界变迁。“创新适应”(creative adfdpLation) 是最重要的战略素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俱如此。就当今中国而言，它的一个根本前提，在于以真正的负责精神、政治决心和奋斗勇气，非常坚决和认真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与伟大成就交织的重大瓶颈问题，特别是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恶化以及它们的一大共同原因——不健康和待转换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且继续从事内涵不会固定不变的改革。不仅如此，甚或更重要的是必须大力阻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蜕化，其主要特征是可见于各级政治领导中间的懒惰、自私、过度保守、势利、胆怯和官僚化。中国尤其需要高度具备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的战略素质，以保证中国的伟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