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1 国际关系的历史—哲理理解以及文学透视
    • 1.1 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 1.1.1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
      • 1.1.2 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
    • 1.2 国际关系的哲理理解
    • 1.3 国际关系与其动能的“文学透视”
      • 1.3.1 文学透视
      • 1.3.2 政治文化
  • 2 现实主义政治伦理与特殊主义的世界观
    • 2.1 现实主义政治伦理
    • 2.2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 2.3 特殊主义世界观
  • 3 政治文化的历史记叙和文学透视
    • 3.1 民族的缔造
    • 3.2 改换天下
    • 3.3 评判与巩固
    • 3.4 周武王为政之举
  • 4 汉帝国的边防与扩张
    • 4.1 历史背景
    • 4.2 匈奴向中亚迁移
    • 4.3 匈奴分裂时期
    • 4.4 匈奴的发展
    • 4.5 匈奴帝国兴起与发展
    • 4.6 两大帝国战争
    • 4.7 朝贡和平阶段
    • 4.8 武帝统治时期
    • 4.9 对匈奴的三场战争
    • 4.10 武帝治下漫长的后续
    • 4.11 汉帝向东扩张
    • 4.12 汉帝向南扩张
    • 4.13 汉帝对朝鲜的扩张
  • 5 历史方法的价值和“科学方法”的弊端
    • 5.1 科学方法的含义
    • 5.2 科学方法的弊端
    • 5.3 自然科学家的思想方法
    • 5.4 历史方法和价值方法
  • 6 历史写作——如何撰写历史论著
    • 6.1 写作以前
    • 6.2 一切为主题服务
    • 6.3 首尾呼应
  • 7 国际关系思想传统
    • 7.1 现实主义
    • 7.2 理性主义
    • 7.3 革命主义
  • 8 克劳塞维茨论理论
    • 8.1 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
    • 8.2 克劳塞维茨论的基本分析
    • 8.3 克劳塞维茨论的思想灵魂
    • 8.4 克劳塞维茨论的战略精髓
    • 8.5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理论
    • 8.6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中的“天才”
  • 9 大战略的基本原则、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
    • 9.1 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大战略的目的
      • 9.1.1 大战略根本目标的确定
      • 9.1.2 国家根本目标的应有素质
      • 9.1.3 战略集中原则
      • 9.1.4 念念不忘根本目标
    • 9.2 大战略的目的与手段
      • 9.2.1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深思熟虑的关系
      • 9.2.2 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
      • 9.2.3 不同手段互相间的平衡和节省资源的必要
    • 9.3 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
      • 9.3.1 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全局观念、“分寸”意识和远见
      • 9.3.2 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大战略式的教育
      • 9.3.3 关于行为结果的大战略式评估
      • 9.3.4 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的绝对必要
      • 9.3.5 大战略的艺术本性
    • 9.4 大战略的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
      • 9.4.1 大战略的决策体制和机制
      • 9.4.2 大战略领导素质
  • 10 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
    • 10.1 意识形态基础
    • 10.2 根本纲领
    • 10.3 决定性挑战
    • 10.4 当代对外改革的中国特性
  • 11 在非常能动的世界上面对挑战和塑造战略的中国
    • 11.1 “呆滞”的外交
    • 11.2 中等强国间的外交
    • 11.3 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对外政策前景
    • 11.4 中国对外政策面对的问题
    • 11.5 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
    • 11.6 国内基本环境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思想家一般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强凋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起着或必将起首要作用,正是这些纽带保证了国际社会的存在,并且(对多数理性主义思想家来说)使之具有和谐性的本质。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来自关于人的理性主义信念: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理性,理性使人能够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其固有的群体秉性,即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且结合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学说的着眼点归根结底是兼具个性与社会性的个人。

理性主义哲学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把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先天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作为社会政治概念,理性构成了前后相继历经千余年的自然法观念、洛克自由主义学说和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然法观念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噶(斯多亚)派,经过中世纪的种种变迁,到17世纪初由格老秀斯发扬,成为现代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自然法就是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是最根本的理性的最根本的规定。它确定人的生存及幸福权利和尊重他人生存及幸福的义务,是评判人类行为的永恒的尺度。人由于具有理性,所以能够认识自然法,并且按照它来行动。洛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之权,此谓自然状态。”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中所有个人依据理性产生的共同契约,其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所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认为,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惟一目的。在边沁那里,理性表现在对善恶的判断上,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善恶就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成了一种平常意识。

总的来看,理性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阿奎那之后,从16世纪著名的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然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集理性主义国际观之大成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传统几乎一脉相承。这一传统的根本,是将国际体系看作洛克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其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而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一些启蒙思想家认为,各国臣民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而商业是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纽带。因此,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另一些启蒙思想家则认为,除了实行自由贸易,还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主政体。民众生性热爱和平,由民众的意志控制政府就能保证国际安宁。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始于边沁。他认为,要实现自由贸易,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放弃殖民地,建立各国组成的国际议会来规范并防止国家间的纷争。国际议会依靠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并废除秘密外交。威尔逊深受启蒙思想和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他大力鼓吹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国际权势政治和国际贸易壁垒,强调要有持久的国际和平,就须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实施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用世界组织来保证国际政治法制化,用自由贸易原则来支配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他像边沁那样,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世界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中间性质。它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冲突,但强调有序的交往渠道和国家间的合作;要求改善传统的国际关系,但一般不主张革命性的急剧变更;突出由隶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经济、文化交往构成的跨国联系,但不否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相信道德原则的至高价值,但往往也兼顾权势利益的需要。理性主义信条不似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信条那般倾向于极端,它为一系列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保留了容身余地,与现实主义或革命主义之间存在着彼此渗透的较宽广的中间地带。因此总的来说,理性主义情调风格特征一是中庸与温和,二是对人和国际社会抱乐观态度。在思想方法上,理性主义偏重思考本体论问题,关注从国际关系的现象之下发掘和谐的、合乎理性的因素,将其当作国际关系乃至人本身的天然的不变本质,并且由此演绎出对现实的解释和对未来的展望。理性主义的哲学和伦理本质是形而上的,它缺乏真正的历史观。